1942年8月的一天，延安边区政府的小礼堂正在开会，忽然雷声大作，一声霹雳，延川县县长被雷击中身亡。事后有人说：“雷公怎么不击死毛泽东？”有的人提议把说那句话的人“枪毙”算了，毛泽东同志听说后，认为那个人肯定有意见，要求先作调查。经过仔细调查后，发现原来是当地老百姓对征粮过多心存不满。于是指示边区政府将征粮从原定的20万石减为16万石，深受群众欢迎。
这里就反映出一个“知民”的问题。同一件事情，如果换成是有的领导来处理，虽然“枪毙”还不至于，但有可能会安排人把说话的人“训一顿”，也可能安排人起草文件“教育群众是最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干脆“装聋作哑”、“不了了之”之类，根本不会作深入调查研究，更不会作出“减征”的决策。70年过去了，反观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是电视上时时现形、报纸上经常有名、会议上振振有声、庆典上时刻不停，工作很“繁忙”，政绩很“突出，“知名度”很高”。但作为人民公仆，他们的“知民度”却很低：长期“文来文往”、“会上会下”、“官来官去”，看到的是“表面文章”，结交的是“官众”，听到的是“官话”，摆的是“官架”，时刻想的是“官升”。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树“形象工程”。偶尔“下下基层”，也只是坐着车子转、站在高处看；偶尔也“深入群众”，但与群众的“思想”不见面，对群众疾苦不了解，对群众所思所想不关心，这样的“深入”顶多也只能算是与群众打个“照面”，是“浅入深出”。
其实，“知名度”与“知民度”虽一字之差，却泾渭分明，折射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和思想境界。“知名度”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身价值”，表现的是心浮气躁、追名逐利，采取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争取的是“轰动效应”之后个人“短平快”；而“知民度”是以群众为中心，追求的是“群众利益”，表现的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实行的是“民心工程”、“惠民政策”，追求的是“实实在在”。
一心追求“知名度”的人，他，总是盘算“自己”，没有精力和兴趣考虑“别人”；他，就会身在事外，心在身外，对身边的百姓不愿融合，对任职的地方不想融入，对基层群众的呼求不是主动关注，而是能躲就躲，能压就压，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干事就是不出事的消极心态对待每一天。虽然进了村，但不做实事；表面在作调查，但不问计于民，与群众融不到一块。为官一任，不是考虑如何踏踏实实做些实事，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打个“短平快”，通过走捷径树形象捞政绩，走歪门邪道，这样的“名”，是脱离实际、劳民伤财“捞”出来的；这样的干部组织不需要、基层不欢迎、群众很反感。殊不知，这样的“名”，只会是群众的“骂名”，只会给群众留下“恶名”。
好干部，首先会是一个追求“知民度”的领导干部，必定会把自己摆到普通群众的角色上去，把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贯穿到工作中。他，不图虚名，只求实效，不但“身入”，而且“心入”；他，会与群众零距离、面对面、膝对膝、心贴心，会对群众掏心窝地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打成一片；他，会把精力用在办实事、抓落实、谋发展上，把群众的事，一项一项落实，一件一件办好，一次一次地累积群众的认可，从提高自己的“知民度”开始，不断提高工作的“为民度”。这样就能得到百姓的真拥护，才能在群众心中有真地位、有真分量，在群众心中真正提高“知名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因“知民”才能在群众心中有地位、有分量、能长久。好干部，就要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他们一样，“知民”后，爱民、为民、造福于民，以自身的“知民度”在群众中树立起可信、可靠、可亲、可敬的高大形象，在人民心中赢得较高的“知名度”，长期为群众所“牢记”，真正让“知名度”根植于“知民度”。
（文/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