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他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首次来到《开讲啦》讲台，当时演讲的题目是“读书永不毕业”；五年后，他再度开讲，“这几年读书，又有一些新的体会，我想谈谈对文化传承的一些看法”。4月15日晚十点半档，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唯众传媒联合制作的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邀请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这一次，他将带来哪些全新感悟和思考？
“传”与“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讲到文化传承，葛剑雄认为，“传承”应该分为“传”与“承”两个部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区别对待。“传”需要我们把前人留下来的精神的、物质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完整地、无条件地保存下来，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什么？正是因为不论好坏，它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将它抹去，后人将无法触及到这段历史，又如何能引以为诫呢？因此葛剑雄认为，“传”是无条件的。
而“承”应该是有选择性地，有的需要摒弃，有的需要理解后进行科学的转换，只有极少部分才能按照原样继承。葛教授以“孝”文化为例进行解释，对于“孝”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比如重男轻女、愚孝等观念，需要完全摒弃。而“孝”文化中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后代的责任这一部分，在现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关系到民族的延续，这一部分，就需要我们进行科学地转换来继承。
为何坚持不用手机？
谈到文化传承，有青年代表提问，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是否会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对此，葛剑雄教授举例说，一栋古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老旧了，残破了，甚至可能要被拆掉了，如果人们不是自觉地保存它，那么城市发展越快，它消失的过程也会更快速，因此传承文明关键是需要人的自觉。葛教授说，就像是人类发明了汽车，如果你因此丧失了行走能力，是怪车还是怪你自己？又比如人类发明了电脑，如果你因此不会写字了，是怪电脑还是怪你自己？传承文化，需要大家的自我约束。
葛剑雄教授一直坚持不用手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在科技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他是如何看待新鲜事物的？葛教授现场解释说，他并不是完全排斥新科技产品，之所以不用手机，是因为手机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工具，事实上，他是复旦大学最早使用电脑的教师之一。他告诫年轻人，不要随大流，要善于判断工具的利弊，应该“人去掌握工具，而不是让工具掌握你”。
《葛剑雄：文化的传与承》
上一次下面的同学刚刚大学毕业，所以我讲的题目是“读书永无毕业”。你其它可以毕业，读书不能够毕业，要一直读下去。那么今天讲什么呢，我想讲讲我这几年，我自己读书的一点体会，包括读纸质的书，读电子书，读这个社会的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我就想谈谈，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些看法。
1、对于“传”，我认为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可能把前人留下来的精神的、物质的文化完整地保存下来。
我把“传”跟“承”分为两个概念，“传”我认为就是使它保存、流传；“承”，那就是要使它延续、继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传”，我认为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可能把前人留下来的精神的、物质的文化，这些遗产都要在我们这一代，尽可能把它完整地保存下来。如果我们再不自觉地保存的话，它们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它就绝了。不要去区分它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先进还是落后，没有必要，有的时候你争论它该不该保存的过程中间，可能这个老建筑就倒塌了；这个文化的人，可能就已经去世了，或者已经丧失了再传的能力了。不争论，保存下来。
那么有的人担心，你保存了糟粕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糟粕也好，显示人类的丑也好，它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你看法西斯当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遗产什么？这也是一种遗产，否则后人的话，可能很难想象出当年法西斯的残酷。在中国从宋朝到清朝，妇女都是缠脚的，变成三寸金莲小脚，当然这是一种陋习。但是如果你有关缠小脚的历史资料，有关具体的，比如说当时他们欣赏的三寸金莲这些小脚的鞋，你把这些都通通毁了，我们的后人包括在座的各位，你们就怎么理解曾经中国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2、你真把它毁灭了，或者任由它自生自灭，那么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也许已经没有办法再深入了解研究，更谈不上继承弘扬了。
还有一些可能是古代人他们一种生存智慧，我们可能一时不理解的，你真把它毁灭了，或者任由它自生自灭，那么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也许已经没有办法再深入了解研究，更谈不上能够继承弘扬了。比如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就宣布废除原来的农历，完全实行公历。但是我们慢慢发现中国的农历并不是当时反对它的人说的是阴历，它是一种阴阳合历。特别是其中的二十四个节气，它是非常好地使中国那么多的农民能够把握住生产跟生存的节奏，这是一种古人生存的智慧。中国以这么小的比例的耕地养活这么多人口，那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两千多年前形成的这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一种生存智慧是有关的。所以大家知道，最近这已经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多我们可能今天还认为是一种迷信，一种不好的习俗，也许它包含了当时的人，他们在特殊的条件下这样一种生存的智慧，那我们不妨把它留下来以后慢慢地研究。更多开讲啦精彩视频：www.yangfenzi.com/tag/kaijiangla
3、古代文化里面，到底哪些是值得我们今天“承”的？
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讲“传”的话，那是无条件的。但是“承”呢，那就不同了，我们要继承的，不可能是它的百分之百。首先要理解这种文化，其中哪些部分我们可以照原样继承下来，这样的它是不多的。但是哪些部分，可以经过我们现代的、科学的转换，散发出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精华，用新的形式，成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为未来做出贡献。当然完全不适合的，这些糟粕的，我们要剔除。但是长期以来，我总觉得我们对这些看法往往只停留在理论，没有做出实际的事情来。所以我自己在考虑，我们到底古代文化里面，哪些是值得我们今天“承”的？“孝”，我们传统文化里讲忠孝节义，现在没有人说孝不好吧，没有人觉得不好吧？那么请问大家，这些我们放在今天，我们怎么来学，怎么来做呢？从孔子、孟子一直下来，为什么这个孝道，这么长时间的流行呢？
4、“孝”的本质不是那些表面文章，“孝”的实质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人，为家族、民族、社会的繁衍、延续，做出贡献。
那么这几年，又需要重新讲“孝”了。我看有的农村里面，把二十四孝图都重新放上去了。那这个“孝”里面，有些就是今天看来很可笑的。老人生了病，自己割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就算你的心完全是好的，那么今天现在我们也明白人的肉不能治病的。那个冰里面，冬天，老人要吃鱼了，他躺在冰上说让冰融化然后鱼就出来，这也是，你浇点开水也可以嘛！对吧！你说这个人，这宣扬什么呢？宣扬这个，这叫“孝”？这些二十四孝里面的糟粕部分，模仿也没用的。还有的今天讲孝，叫小孩子穿一个汉服啊，跪着磕头啊，但是起什么作用呢？所以我这几年，特别我接触研究中国人口史，我慢慢体会到了，“孝”的本质不是那些表面文章，“孝”的实质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人，为家族、民族、社会的繁衍、延续，做出贡献。为什么中华民族，特别它的主体民族——汉族，今天在世界上还是人口最多的民族呢？“孝”的观念，起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所以你看从春秋战国时候，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包括《赵氏孤儿》，那保存一个家族的后代，这是很神圣的事情，它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绵延的确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到了今天，“孝”的本质变了没有呢？我觉得没有变。
我们看看，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是知道发达国家他们开始晚婚了，不结婚了，不愿生孩子了。现在呢，连亚洲这些原来的传统国家现在也面临这个任务了，日本已经严重到人口下降，有人说将来到哪一天，如果现在这个人口下降不改变，日本人都要消失了。我们知道日本的内阁，专门有一个部叫少子化的对策部，对付什么？孩子生得少要想办法，但对付这么多年，好像没有改变这个事实。最近一次日本高考，已经很多学校招不到学生了。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中国呢，我们也碰到这个难题了，最典型的是上海，上海的户籍人口，不包括现在外面新来的，户籍人口是连续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上海的户籍人口，每年生的少、死的多，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么到现在政府放开两胎，大得人心，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想象放开以后的所谓的井喷，什么原因呢？大家都在计算生孩子的代价。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孝道，今天有没有作用？我认为是有的，保证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人口繁衍。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想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就可以解决当代世界上，面临的这个难题。更多葛剑雄解读：www.yangfenzi.com/tag/gejianxiong
5、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放在古代一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下面来认识它的本质，它真正起的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承”。
那我这样讲这个孝道是不是就没有糟粕，没有需要扬弃的呢？也有的，比如说古代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是不包括女孩子的，男尊女卑，这个就是糟粕。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那应该是男女平等的，我们讲的“后”包括女性，所以我想，我这是举的“孝”这个例子，其它我们今天，我们讲，如果说继承传统文化，我想都应该把它具体化，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面，停留在盲目地颂扬。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放在古代一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下面来认识它的本质，它真正起的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承”，在我们这代人里面有选择性地，进行合情合理地创新、转换，那么这样的传统文化，就能成为我们今天文化的一部分，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并且通过我们传给子孙后代，使它在中国、在世界永远地发挥它的积极的作用。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来源：CCTV1开讲啦（微信ID：CCTV1kaijian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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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购书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那时家里穷，父母根本不会给零用钱，只是偶然经手花一笔小钱时父母会同意留下一两角尾数，积累起来也只能买一两本旧书。
买得最多的是中华书局的活页文选和上海古籍书店卖的零本《丛书集成》，便宜到五分、一毛就能买一册。也曾经在犹豫再三后花“天文数字”两元钱买了一册朱墨套印的《六朝文絜》，又以差不多的价格买了明版《陆士龙集》、清刻本《历代名儒传》等。这些书现在的身价早已以万元计了，这是当时绝对想不到的。即使想到了，我既没有更多的钱，比现在清高得多的我也不屑于为赚钱而买书。
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破裂，外文书店还有苏联出版的书，其中有中学英语课本和课外读物，都是精装彩印，每本只卖一两角钱，估计属“处理品”。我高一刚开始学英语，陆续买了好几本。
1964年9月，我第一次领到十几元实习津贴，回家的路上就在宝山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向往已久的《古代汉语》。
1965年，我正式参加工作后有了每月37元工资，以后陆续增加到48元5角、58元、65元，手里有了宽余的钱，自然想买书。可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旧书摊已经消失，古籍书店、旧书店可买的书也越来越少。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除了红宝书以外就无书可买了。我知道这几册古籍属于“封资修黑货”，还是舍不得扔掉，将它们塞在一只小藤箱底下，放在家里阁楼上最矮处。幸而我家不属查抄对象，这几册书躲过一劫。而那些苏联英文书属“修正主义毒草”，我找机会扔了。
文革期间天天要读毛主席语录，学《毛选》，我为了同时学英语，专门买了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当“批林批孔”进入“评法反儒”，荀子、韩非子、商鞅、王安石、王夫之、魏源等法家及改革家的著作和杨荣国、赵纪彬、高亨等人的书有了内部供应。而文革后期，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重印发行。
但直到1977年底，新华书店能买到的书还很少，《新华辞典》《各国概况》等书我都是在出席上海市人代会期间在会场内买到的。
1978年10月，我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一方面是有了研究的方向，对专业书的需求更加迫切，购书目标也更明确；另一方面，每学期有20元书报费，在一部中华书局版《史记》定价10.10元的情况下，每年也可多买不少书。
工作后工资不断增加，又有了稿费收入，科研经费中也能报销一部分购书款，尽管书价也不断涨，但大多数想买的书都能随心所欲。以后，相识或不相识的友人赠送的书、有关或无关的出版社和机构寄来的书也不断增多。当然，这类书不是白受的，或已经或将要回赠，或得写出推荐、评语或序跋，或因此而欠下了文债，但也有毫无缘由又无法退回的，结果都是藏书量大增。
三十多年下来，我面临的难题已经不是买不到书或买不起书——当然只限于研究或兴趣所需的书，而是书往哪里放。
1999年我迁入在平江小区的新居，有了一间37平方米的客厅兼书房，我的书基本上了书架。但好景不长，一两年后新来的书就只能见空就占。
2004年迁入浦东新居，三楼归我所用，除了专用的书房外，辟了一个10平方米的小书库，客厅里还放了两个书柜和一排放大开本精装书及画册的矮柜，一些不常用的书只能留在旧居。
2005年我们研究所迁入学校新建的光华楼，教授都有了独用的办公室，2014年我按资历搬入面积最大的一间；2007年至2014年我当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图书馆有一间办公室；都被我日益扩张的书籍所占。不过，直到2010年前后，藏书多多益善的观念我还没有改变。
当了图书馆长后，我发现藏书没有地方放也是图书馆面临的难题，不仅像我这样馆舍面积本来就不足的馆长，就是我结识的世界名校的图书馆长也无不抱怨书库太小，新书太多。美国大学图书馆大多建了远程书库，并且越建越大，但面对信息爆炸形成的天文数字的书籍、刊物和读者无限的需求，还得另辟新路。
一是加速以数字化和网络资源取代纸本书籍和刊物，一是减少并清除无效馆藏，我们馆也是这样做的。以前报纸、学术刊物、论文集占了馆藏一部分，并且逐年增加，现在基本都已为数据库所取代，一般不再订纸本。由于价格原因不得不同时订的纸本报刊，使用后也及时处理，不再收藏。随着中文数据库的增加，一般书籍有一本就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完全可以减少以至消灭复本。除了有版本或收藏价值的书，其他的复本也及时处理。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藏书，是否也应该同样处理呢？如原来我已买了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历史、地理等卷，2000年我去南极时带的是地理等卷的光盘，回来后再也没有用过纸本。一些卷帙浩大的工具书早已为目前网络或数字化资源所取代，检索之便捷、准确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从使用的价值看，占了一排书架的这些“大百科”和那些工具书已成无效收藏。早些处理，还能供他人使用，留到以后只能成为废纸。何况近年房价飞涨，再要扩大住房几乎没有可能，要增加居室面积，改善生活质量，及时处理无效藏书，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周有光先生的寓所只是一套小三居室，他在退休时就将自己的藏书全部赠送给原来供职的国家语委。他的书房兼卧室只有9平方米，唯一的书架也没有放满。但就在这间房间内，他以百岁高龄出了多种新著，他告诉我多数资讯是通过网络获得或核对的。
几年前有人告诉我，网上在拍卖我签名送给某学生的书，我一看果然如此，自然很不愉快。后来遇到这位学生，他主动称冤，说此书早已被一位同学强索而去，他也要向这位同学问罪。
又有友人告我，潘家园出现了我签名呈送吴小如先生的书，当时吴先生还健在。原来这是他家保姆擅自将他一些不常用的书当废纸卖了，反正他也不会发现。
我去西安参加复旦校友会时作了一场讲座，结束后一位听众拿了我的博士论文的油印本要我签字，并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很惊奇，当时只印了30册，记得只给陕西师大的两位评阅老师寄过，如何会到了他手里。感慨之下，我庆幸这几本书有了一个好归宿，既暂时避免了当废纸的命运，也强似当主人的无效收藏。
这更使我打定主意，为我的藏书早些找到归宿。
我将现有的书分了类，定了不同的处理办法：
长期不用或与我专业无关的书立即处理，分批交本所资料室，由他们决定是留在资料室，还是交给校图书馆，或者报废。
自己只偶然用到，而对其他读者较有用的书，特别是新出的、多卷的、定价贵的，及时交给图书馆，以发挥更大作用。
已有网络或数字化资源替代的书，也尽快处理。还要用的书，或还想看的书先留着，随着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减少，或今后退休，再陆续交出。
工作中会用的书，先转移到我办公室，便于以后交出。
那些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书，我特别喜欢的书，几种现在够得上善本的书，数量有限，我会一直保留，等我完全无用时由后人处理。
先师季龙先生赐我的几册书，包括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手稿《中国移民史要》，将赠给本所的“谭其骧文库”，与先师的藏书、手稿、信函合璧。
至于杂志，除保留刊载拙作的外，只拟留完整的《历史地理》和《中国国家地理》。以往在学校新收到书刊，我都带回家。现在先分类，大部分留在办公室或直接交出，不用的杂志送给学生。
一度犹豫的是如何处理别人赠我的签名本。今后作者或其后人得知，会不会感到不愉快甚至气愤？读者见到，是否会有不良影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显然是多虑了，这些书如能为图书馆接收，自然比闲置在我书架上，或堆积在屋角落强。但我还是在对方的签名旁写上“转赠图书馆”，并签上名，或者补盖一个藏书章，使读者了解这个过程。
我决定不将书送给私人，包括关系亲密的学生在内，放在图书馆毕竟能使更多人受益。
原打算集中处理一批，发现分类并不容易，有的书拿在手里会犹豫再三，数量与重量也出乎意料。请所里雇了辆小卡车，只取走了一批画册与那部10大盒100册的《中国历史地理资料汇辑》。于是决定细水长流，平时陆续清理，每次去学校时带走一小拉竿箱。同人在电梯中见到，常以为我刚外出归来，或准备出差。在办公室里积到够装一平板车，再让资料室拉走。只是从我当图书馆长的后两年开始，至今已有四年多时间，家中的书房与藏书室的利用空间尚未显著改善，看来得加快处理速度。
我还没有达到施坚雅先生的境界，但可以对得起自己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书和师友好意送给我的书了，它们已经或将要有更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