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盼着过年，并不全是因为过年才可以穿新衣服，吃白面馒头，更是因为过年时有平常享受不到的那份快乐。
“烤把子”
大年三十晚上“烤把子”，把年节的欢乐推向了高潮。
“烤把子”，是北方乡村的“火把节”，这种风俗，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
“烤把子”的主要特点是全民参与，所以人人都很重视。从大年三十一早，人们就开始做准备了———各家各户把家里的烧柴挑选好，弄到临街的胡同口。所挑选的一般都是“长柴”和耐烧的“硬”柴禾，比如高粱秆、玉米秸、红荆条、棉花柴之类。那时，乡村烧柴也奇缺，这些柴禾平时是舍不得烧的，但到了“烤把子”那一天，乡亲们却乐于倾其所有，把积攒了一年的好柴禾贡献出来。
“烤把子”的第一道程序是扎“把子”，每个胡同扎一个，在村街两侧一字排开。这很有竞赛的意味。看上去这“把子”只是一座上细下粗的柴塔，可真正扎得好并非易事，首先这座柴塔的内部结构就很有讲究，燃烧要耐时，没经验的人扎出的“把子”一点火很快就烧完了，还有的烧到一半就散了架，这都会被人耻笑，整个胡同都没面子。所以扎“把子”是个技术活儿，要靠经验丰富的人完成。有专项技术的人在这一天特别受到尊重。
我的几个本家长辈都是扎“把子”的高手，他们扎出的“把子”底座结实，塔身正直，层级分明，往地上一立就像个工艺品。更重要的是塔中有玄妙机关，燃烧到一个阶段，不时会有一束束“起花”从塔里飞出，冲向夜空，一时火龙啸叫，火蛇腾跃，煞是壮观。
入夜时分，一座座“把子”在村街上耸立起来，人们围拢在周围安静地等候着。一声“点火”令，几十座“把子”同时点燃，火光冲天。
“烤把子”时，女人们都穿上了一年中最漂亮的衣服，平时邋遢的男人们也都把自己收拾得齐齐整整，添置不起新衣裳的，至少要换一条新布扎腰带或买一顶新帽子。小丫头们头上戴着花，姑娘把写对联用的红纸濡湿，在两颊涂出一层薄薄的红晕。
我家族中长辈并不秘其术，把“把子”中巧置烟花的技巧传给了很多把式，所以全村的“把子”燃烧时都出现了火龙飞舞的壮观景象。
随着“把子”点燃，孩子们围在四周跳着、嬉闹着，人们互相道着吉祥的祝福。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人，不敢趾高气扬，尽量回避谈自己得意的事情，谦恭地给乡亲发着纸烟。火光照亮一张张脸，老人们脸上的皱纹也变得生动。人们绕着“把子”，念着：烤烤手，一辈子不犯愁。烤烤腚，一辈子不生病。
“把子”燃到底部，轰然堕下，四周一座座礼花筒子，焰火相伴燃起，又是一片火龙腾跃，欢乐达到峰巅。
各家男人奋勇上前，把余烬拢进自家的胶泥火盆，小心地捧着，拿到家里，让不能出门的老人们烤一烤火，让小孩子把玉米粒放进火盆里崩玉米花，尽其所能把欢乐延续得更绵长一些。
除夕“烤把子”，是一个睦邻、祈福的盛会。
风秧歌
风秧歌通常被称作“疯秧歌”。因为这种秧歌的表现方式非常特别，刚健优美，泼辣风趣，动作夸张而激烈，很有一种疯劲。据资料记载，它原流传于安徽凤阳一带，原名“凤阳歌”，清朝末年传入沧州一带，融合了当地汉族民间舞蹈、音乐特点，形成了一种具有粗犷、泼辣、风趣、欢腾等特点的舞蹈。
沧州东部地区的风秧歌又称“地秧歌”，以此有别于高跷和旱船，动作有开胸、蹲跳，三道弯、射雁跳、盘腿跳、摆步、掏腿，起伏跌宕。跳秧歌的人每人手里拿一段三尺长竹竿，竹竿以彩色丝线缠绕，两端各串以铜钱两枚，舞动时哗然作响，用脚腾空踢起，翻飞旋转，扣人心弦。
风秧歌伴奏的乐器只有三种：大鼓、云锣和钹。一般大鼓是一面，云锣两个，一大一小，钹若干副。我们村的鼓方圆有名，为了制造这面大鼓，要把一头大犍牛养上三五年，喝净水，吃精料，不让它下地干活，夏天专门有人为它驱赶牛虻蚊虫，皮上不能有个虫叮的细孔。幔鼓时要搭一间专门的屋子，牛皮幔上去，得有十几条壮汉“踩鼓”。踩鼓的人通身精赤，只在腰中系一条红布长腰带，前头打个对花结。他们由领号的人带领，唱着号子踏着节拍，在鼓上转着圈腾挪跳跃。鼓幔好了，一对系着红绸的鼓槌交到鼓手的手里。鼓槌落下，如金声玉振，又如雷霆万钧，窗纸顿时震得炸裂。
人们七手八脚拆掉鼓棚，把大鼓抬到街口。新幔成的大鼓牛皮上还带着新鲜的血丝，金灿灿的铜铆钉十分耀眼，好闻的桐油味弥漫在空气里，人们争相夸赞着：好鼓！
这面鼓的鼓手六叔五短身材，膀大腰圆，孔武有力。秧歌的所有套路，全由着他的鼓点变幻。敲到尽兴，六叔索性脱了棉袄，赤着上身，两条红绸在他手翻飞，他的光头上冒着白色热气，那白气竟然一缕一缕的，在离他头部二三尺高的地方盘绕。
领钹的大发哥是个瘦如狼毫的细高挑，想不到的是一副十二斤重的头号大钹在他手里竟然轻如葵叶，他随着鼓点把一副铜钹舞得上下翻飞，时而抛向空中，如飞碟旋转；时而从胯下横出，似金蟾跃背，让人眼花缭乱，喝彩声不断。
秧歌队里的核心人物是傻老婆和傻老汉、傻小子外加一个傻丫头。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制造出许多笑料。这些都没有台本，一切全是即兴。有趣的是，扮演傻老汉的宋家伯伯在平时是个出名的老蔫儿，为人木讷，他老婆说他“三针扎不出血来，三脚踹不出屁来”，一天说不了三句话，笑的时候也咬紧了牙关。可一扭起风秧歌，立马变了个人，变得开朗、放犷、风趣。春节一过，不扭秧歌了，又立马变回那个寡言少趣的老蔫儿。
风秧歌一扭就是大半天，到了饭时，随便揭开谁家锅，抓两个馒头揣在怀里，一边吃一边扭。那些日子家家锅里不空，给秧歌队的人热着干粮。
风秧歌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它让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疯”起来，陶然忘我，沉浸在另一种心境中。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困苦都不复存在，他们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天性与本真。更多春节过年习俗：www.yangfenzi.com/tag/chunjie
现在风秧歌队更壮大，搞美丽乡村建设，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秧歌自然是一道最美的风景，秧歌队有了统一服装，杏黄色包头，杏黄色锦绣镶边对襟袄，灯笼裤，齐齐整整。饰演傻老汉的是宋伯的儿子大运哥，他是非遗的传承人。和他爹一样，大运哥也是个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的老蔫儿。但一戴上扭秧歌的毡帽就变了一个人，比他爹当年还放犷、风趣。
秧歌队出了名，经常到周围村庄演出，有一次在某村，扭到一大款家门前，大款摆了个茶案，干鲜果品一应俱全，还暗中给大运哥塞了个挺厚的红包，要留秧歌队在他家门前小广场多扭一会。大运哥在老板的媳妇怀里掏了一把，大家一阵哄笑。他媳妇脸红了一阵，回到屋里，觉得衣襟里鼓鼓的，掏出来一看，是一个装了钱的信封，心下好不诧异。
年戏
我们村早年就有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基本上接近专业水准，有专业化水准的名角、琴师、鼓手，专业演出团队的全套行头，光戏箱就有八个。八个戏箱上都有白漆写的字：大杨村河北梆子剧社。
可这个戏班又确确实实是业余的，演员全部是村民，每年只演出三场，一场是八月十五，唱两个晚上，一场是过年，从大年三十一直唱到正月初七。第三场是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因为这一场离年节较近，还算是年戏。
唱年戏是最隆重的事，每到年戏开场，村上像赶大集一样热闹，家家户户接亲戚———出嫁多年的姑太太要回娘家听戏，刚对了象的小伙子趁机把没过门的媳妇接过来，连“住熟”带看戏。年戏十三天，除了白场还加夜场，每一场的戏目都不重复。有《打渔杀家》《穆柯寨》《打金枝》《大登殿》等等，还演过新戏《夺印》《朝阳沟》，歌剧《血泪仇》，好戏连台，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乡亲们说，“说书唱戏劝人方”，那个年代人们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有很多来自听书观戏。
这样一个戏班子，当然十里八村都来延请，可是无论出价多高，戏班子都不出村，所以周边村上有“卖了宅子地，请不来杨村的戏”的说法。周边村子请不去戏班子，只好到我们村来看戏。年戏一开台，四邻八村的乡亲们就来了，杨村人总会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
村里戏班子也出名角，头牌名角要数青衣张叔，扮相好，嗓音柔美，唱《大登殿》，一声“金牌调来银牌宣”，满场子喝“好”，声如雷震，活脱脱是个“梆子版”的梅兰芳。张叔当年也是有许多戏迷的，他唱红了，就让县里的剧团给挖走了。
张叔的弟弟也成了村里戏班的名角，他一表人才，演小生加全武行，在《血泪仇》里演过男主角，年轻姑娘们为之大流鼻血。有个姑娘成了他的戏迷，终成眷属。后来他也被县剧团挖走，县剧团解体，回乡务农，再不登台。现在已儿孙满堂。
村里的戏班子早就解体了。前些年最后一位老戏骨辞世，留下遗言，用一套戏装做他的装殓衣裳。
听说最近有热心人发愿，撺掇着把戏班子再攒起来，把年戏再唱起来，响应者甚夥。果真能成功，那就又有精彩的年戏看了。
一日县令
每到大年三十这一天，渤海岸边的这个小村庄还会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发生。
这一天，街口小广场会出现一座戏台，戏台是土坯垒的，上面用苇席搭了顶棚。台子正中是一个县官办案的公座，上头挂着“明镜高悬”匾额。台右立个牌牌，写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这个牌牌就代表了官衙的“戒石”。看上去，这个戏台很像旧时一个县衙的公堂。
村民齐聚台下，几通锣鼓之后，三班衙役簇拥着一个穿戏装带官帽的县官出场，落座后，惊木一拍，升堂。
如果你以为这是在演戏，那就错了。
对于这个百户小村来说，今天是“县令”当值，剖别邪正的重大日子。
大约从几百年前的明代中期，小村就有了这样一个风俗：每年进入腊月，全体村民推选出一位“县令”，让他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行施一天职权，召开村民大会，对全村这一年的善人善事进行旌表，这一年谁做了什么坏事，同样也会受到责罚，该打板子的就一定打板子，决不姑息。所推选的“县令”，必须是村民所公认的品行端方、正派无私又刚直敢言之人。“县令”的权威至高无上，他在这一天行使赏罚之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阻挠，在旧时，“县令”升堂时，村民可以投递诉状，“县令”审断判决，后来这个程序就没有了。行使过公权的“县令”，第二天复归于平民，但被他责罚过的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他进报复。如果实施了报复，则会受到下一任“县令”的严惩。
这像是一台戏，却是假戏真做；这像是一个仪式，却体现着乡村特殊的政治伦理；这像是一个游戏，却庄严无比，让你生不出半点亵渎之念。
我问村里老人们，为什么这样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却保留下来如此独一无二的年俗？为什么要推选出一个“县令”而不是别的什么官职？村里人说，这个风俗是古时传下来的，几百年了，这个村庄地处偏僻，村民多少辈子没见过官府的人，大概觉得“县令”是最大的、最有权威的官了。
村民们还说，这个“一日县令”确实对村风的清正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一直以来，小村没有人因犯罪进班房，也极少出现过盗窃、斗殴事件。据说在抗战时期，这个村子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如果有人当了汉奸，就不会只是打板子的事了，“一日县令”在那个年代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如果谁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被“县令”打了板子，不但这个年过不好，一年中都会灰头灰脸，在众人面前矮了三分。虽说新社会不再打板子，但当众被揭了癞痢疮疤，也是件十分丢面子的事。而被推举为“县令”的人，因为秉持了公道，则成为全村最受尊敬的人。
我曾跟很多研究乡村政治、乡村文化的学者和我的作家朋友谈过这件事，我说：就这个素材，大可以写论文、写小说、写电视剧。因为，它所提供的文化思考和社会学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民俗的层面。
作者：何香久，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史馆馆员，文学创作一级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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