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来稍峪,在从天水开往稍峪乡的汽车上,竞莫名有些亲切熟悉的感觉。我当时跟同行的小伙伴说,有一种回家过年的味道,还被戏谑了一番,不过是过了半年第二次来而已,搞得好像真是这边的人一样了。大约对一个地方第二次造访,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这样的情愫吧。
文/何冰冰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5级硕士
16年暑假的时候,过来待了一周,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短到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没有细细体会熟悉一番,便也就匆匆离去了,但一周的时间也足够长到跟这里的小孩子们结下回忆与友谊,因为当我第二次来,也还能被当时班上的孩子们认出来,并被亲切地叫一声“冰冰哥哥”。当时我们的团长说后面可能还会有“心尚”的第二期、第三期,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继续支持和参与,但毕竟大家也都有各自的安排和打算,对未来的计划也很难当即应允,所以当时对后续的项目安排大都也就抱着“到时候再说”的态度吧。可是当我们的团长在大约两个月以前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参加“心尚”项目的第二期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团长真的不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原来我们的项目真的会有第二期。虽然当时有些犹豫,但一来因为这一月份也还是能抽出些空闲的时间,二来我也可以到甘肃的农村做几个跟我自己研究相关的访谈,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参加。
其实在这之前,我在暑假第一次去的时候带的班上的小朋友还发短信问我还会不会再去他们学校,但当时还并没有项目第二期的消息,所以我也没有给这个小朋友确切的回复。现在想来,当时似乎还是应该给一个肯定的答复,因为毕竟在一个遥远的西北农村,虽算不上一个沾亲带故的地方,但还有一群孩子在期盼着自己的到来,这不得不说也算一件幸福的事吧。不过可惜的是我这次去是在初中组这边做活动,所以也并不能继续带他们做团体辅导和素质拓展,不过偶尔在教学楼里也还碰到了几个小朋友,仍然能够亲切地互相打声招呼,看到他们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我也就很满足了。
虽然这第二次去稍峪我们的队伍壮大了不少,从第一期的十个人左右到第二期的十八个人,可以看出我们的留守儿童心理自强计划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因为这次划分了小学组和初中组,所以大家的任务量也并没有减轻多少。其实在项目第二期的前期报名阶段,还有更多的人想参与我们的项目,但鉴于经费和活动效益方面的考虑,我们也不得不有所筛选取舍,但是看到我们的呼吁能够有这么多的充满爱心的伙伴的响应,我们也觉得这个项目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更应该坚持我们项目成立时的初衷,好好做下去。当然,还有一点儿比较遗憾的就是项目一期的小伙伴有好几个这次都没能参加,只剩下了四个之前团队的成员,但有新的小伙伴的加入也带给了团队更多新鲜的血液和想法,也不失为一大幸事。更多稍峪解读:www.yangfenzi.com/tag/shaoyu
还是五六天的日程安排,但因为初中组这边计划要做50个初中生家庭的亲子互动实验,所以也仍旧是满满的任务量,12日上午一行人抵达稍峪乡九年制学校后就开始筹备开展我们的活动设计。虽然第一天的各种状况让我们的计划有些受挫,但好在后面几天愈加熟练之后也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原定的任务,小伙伴之间也都逐渐形成了默契的节奏,在实验的间隙还时不时能够抽点儿空闲的时间吃点儿零食,讲几个段子,接近一周的时间也就一晃而过了。从12号到17号这六天当中,整个团队前前后后总共接触了52对亲子的互动实验,其中有几个孩子是一家的兄弟姐妹,所以实际上也就50个左右的家庭,而我自己和搭档的小伙伴负责的一个实验教室总共做了26个家庭的亲子互动实验,从这26个家庭中家长和孩子的互动中,也确实见出了不少的温情与冷暖。
其实如果单单从我们设计的实验环节来看,可能对每个家庭的了解确实会非常有限,我们在活动实施的过程中也发现,因为当地很多的家长并不识字,所以很多我们预先的实验设计所能达到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有时候也会因为实在难以完成所有的环节而不得不有所取舍。期间李曼师姐说到,可能对于这种农村的田野性质的调研,质性访谈的方式似乎比定量收集数据的方式更为有效。因为如果真的想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探究他们诸多的经历与故事,需要的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悉心交谈和耐心聆听,靠做实验、填问卷所能收集到的数据,本身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也会因为一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让收集到的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打些折扣。所以我在各种实验环节的间隙,只要抓住一些空闲的时间,就会跟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随便聊上几句,很多的家长都特别愿意跟我讲他们的生活,很多亲子间互动的细节也都会在这多多少少的闲聊中显露出来。父母对孩子都是满满的爱,但是不同的家长表达爱的方式却也大相径庭,而我们设计亲子互动活动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短暂的亲子相处的时光,让双方打开哪怕只是一丝的心扉,让亲子间爱的表达和接受能够有更多的沟通与理解。
当然,除了参与初中组这边的实验任务,我自己也做了几个关于有留守经历青年成长与发展的访谈,原计划做四个左右,但因为访谈对象并不容易找到且我自己因为白天忙着团队的活动所有也不太有空闲的时间,最后只做了两个访谈,但确实也有了极大的感触。其中一个男孩从15岁小学五年级辍学,之后便到全国各地到处打工闯荡,现在22岁的他已经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诸多地方。当问到当初上小学的时候为什么辍学回家,他说的缘由是因为老师恶劣的态度和不讲情理的责罚,一人犯错全班遭殃,但即使平时在学校从不听课的他,在喜欢的语文老师的课上也能瞬间化身好好听课的乖小孩,因为语文老师是所有老师里面对他最有耐心、最关心学生的人。此外,当地很多年轻人因为很早就结束了在学校的学习,一般初中毕业之后就外出打工,所以也会很早就成家,然后生儿育女,但在访谈中当问到感情方面的打算时,他却说自己并没有急着成家,因为通过身边朋友的例子,觉得年龄太小都还不够成熟,希望自己能够在更为成熟之后再考虑感情和婚姻方面的问题,这在当地确实是很少有的观念。
另一受访对象是一个还在兰州上大学的女生,从小父亲就在外打工,母亲也间断性地外出,所以她觉得自己跟奶奶的关系更亲切,并且自己也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很多节点性的选择都是自己做的,每当征询父母的意见时,家长总是会说“你自己看吧”,“你自己决定就好”,所以很多时候她的征询意见与其说是在向父母询问,倒不如说是尽一种告知的义务罢了。在高三毕业的暑期,她只身一人跑到了西安,在一个餐馆打工,想锻炼一下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也顺便挣点零花钱减少些家里的负担。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她说现在会一边学习一边尝试着做一些实习兼职,学的是地理测绘相关的专业,虽然感觉上是更适合男孩子的专业,但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从小在农村摸爬滚打,野外的实习和操作在她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少了几分女生的柔弱,倒多了几分女汉子般的豪爽。在她看来,学界所谓的留守儿童、留守经历并不都是给这些孩子的发展带来坏的影响,反而能够锻炼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改善家庭的贫困的生活,在面向大山讨生活的农村,似乎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次去甘肃稍峪,因为是在冬天,所以在生活上我们也确实糟了一些苦头,严寒冻人的天气时常让人手脚冰凉,但我们也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看到了满天的星辰和壮丽的日出东山之上;虽然顿顿都是各种面食,没有蔬菜和肉,但是住家的阿姨每天都是天还未亮就早起给我们做早餐,学校负责接待的老师而是想尽各种办法想要帮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一顿米饭和绊着蔬菜的炒面食也足够算是惊喜。对我们而言,可能这种种的生活的不便都只是这次短暂行程的小插曲,但是对当地的人们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社会中的种种症结与问题指手画脚点评一番,但是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社会的现实,我觉得还是需要迈开脚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去走走看看,踩一踩他们走过的路,尝一尝他们的一日三餐,过一过他们的生活,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抵也是此意吧。
2017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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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想起《舌尖上的中国》 的苗家稻花鱼酱,不光是因为镜头下,纵身一跃跳入河中的抓鱼野趣。还因为那一集里,孩子李建英面对即将又离开家乡的打工父母,一边装作坚强安慰爸妈不必担心自己,回过头来却对着摄影机泣不成声。她说,「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留下来。」
改革开放 30 年,出现了记录各地美食,浓缩人文关怀的《舌尖上的中国》;同时,也出现了千千万万留在乡村,一年只能见父母一回的留守儿童。在这 30 年的后 10 年,互联网逐渐成为发展中的主旋律。不论是「双创」也好,去年的共享汽车大战,再到今年共享单车大战。——无法否认,经过互联网改造之后,我们的出行方式有了很大改变。至于午饭时,是叫饿了么还是美团外卖,也看各位君的选择。
然而,即便是加快了信息流动的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革命之下,力量愈加强大和深刻,也有很多力有未逮的地方。比如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以目前的商业为主要驱动力的科技行业,恐怕有心去解决,在商业利益不明显的前提下,最终还是潦草的下场……
不可否认,热心肠的人还是有的,比如无障碍产品设计,这一概念在多家科技公司里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在几名早期身体力行的践行者的热情号召下,成立了跨科技公司的「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BAT 均有参与其中。只不过,「生存问题」是所有商业组织考虑的头等大事,之后才能顾及其它。真正参考了「无障碍产品设计」的科技产品,依然寥寥。
可能你会说,「这个世界问题这么多,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能照顾得到。」确实如此,这也是我感到无力的原因。有些问题,明知道很严重,可是因为很难解决,被人们选择性忽略了。好逸恶劳,贪新厌旧,知易行难,皆是人性。
时间拖着,留守儿童的问题更严重了。查看人民网上中国妇联所做的留守儿童专题,据官方统计 2007 年时留守儿童数量为 2000 多万,而 10 年过去,到 2016 年国务院颁布数据时,这一数字已经膨胀到 6000 多万。只不过,民政局又公布另一则数字,把留守儿童的数量降低为 1000 万以下。但中间消失的这 5000 万到哪儿去了,官方理由模糊,「改变了统计口径」。
即便是 900 多万留守儿童,这一数字也足以吓人。还记得摄影师肖慕漪拍摄的影集「中国式早婚」,凭借这一套纪实性作品,她获得马格南人权摄影奖学金。在云南省的边远乡村,她记录下,还有 13 年才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小两口,早已生下了自己的孩子。镜头中恩爱的夫妻,不过是普遍现象中的其中一例。肖慕漪说,「拍摄早婚引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留守儿童问题。」这些早婚的夫妇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往往远去城市务工。留下儿童与老人,在乡村孤独守望。也许正是存在这样的真空,才会让 13、14 岁的未成年人早婚——很多现象被报道出来时,早已盛行多年,村民们对此见怪不怪。
科技可以解决这样根本的社会问题吗?或者,就好像成立「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那样,至少从某个角度稍微推动一点点?悲观的是,科技越往前发展,社会留给这些留守儿童未来发展的空间可能就越低。除非,乡村的经济状况发生改变。假如务农也能过上好生活,估计贵州李建英的父母就不会离乡别井,远去广州务工了。
就如肖慕漪所拍下的早婚夫妻,他们未来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到城市务工,但这理想是脆弱的——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国内的工厂开始搬迁到东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然而因为内地缺乏成熟产业链、运输成本等高企不下的原因,不愿意迁移到中国内地。何况,工厂主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成本更低、吃苦耐劳的机器人,来取代流水线上的工人。而这,正在发生着。
去年,金融时报中文版走访了樱奥厨具,当时这家公司的厂房里,摆放着 9 台机器人,做着 140 名全职工人的工作。樱奥厨具副总经理陈从汉说,“这些机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确、更可靠。”富士康早早宣布了自己的机器人计划,如今这个计划进展顺利。2016 年,这个台资企业在昆山工厂引进机器人生产线,工人数量从原来的 11 万降至 5 万。机器人整整取代了 6 万人力,假如这些人的身高均为 1.6,一起叠罗汉总高度可达 96000 米——比任何一个山峰都要高。如今,富士康已经在国内部署 4 万多台机器人。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政府牵头「机器人革命」,集中资源发力机器人领域,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可以预见,越来越多工厂将采用机器人作为工人。而缺乏教育条件的留守儿童们,未来是一辈子留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吗?
需要提醒何同学的是:你认为你″确定遭了一些"苦头,是你的一个极大的认知错误!若你参透了我说的这一点,你便会受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