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改兰，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人，一位年轻的母亲。2016年8月24日，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后不治身亡，年仅28岁。
今天，这桩惨案震惊全国。其中细节媒体也已经披露很多，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中。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批评杨改兰的，批评政府的。的确都该批评。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端出来一碗一碗鸡汤。但是，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壹
从前，有一个母亲。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十年前我到贵州深山里采访志愿者的时候，到一户马家家访。当时只有五个孩子在家。老大当年14年已经到贵阳打工了，父亲那天去煤窑挖煤了，母亲呢？
志愿者把声音压到最低：母亲上吊自杀了。
为什么？我张大嘴巴，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贫穷。
志愿者说母亲在的时候还好，还可以烧酒卖，现在更穷了。
五个孩子和父亲住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没有间隔。家徒四壁、破烂不堪。家里的口粮堆在房顶，我爬上梯子，看到了一堆霉迹斑斑的玉米。
家里没有猪也没有牛。
母亲自己走了，没有带走六个孩子。
贰
又一个母亲。
她叫杨改兰。
她在甘肃，大抵也是（一定）因为贫穷，而更加决绝，她不仅自己走了，还带走了四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决绝，她的离开也和贵州那位母亲离开一样，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丝波纹，也许我们的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所以，在广大贫困地区，被贫穷吞噬的母亲有多少？
贫穷很坚硬，很可怕。可怕到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没有钱，怎么活得精致？
今天，这桩惨案震惊全国。其中细节媒体也已经披露很多，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中。
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批评杨改兰的，批评政府的。的确都该批评。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端出来一碗一碗鸡汤。但是，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杨改兰的爷爷在奶奶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
杨改兰的妈妈在爸爸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
杨改兰11岁便没有了母亲。
杨改兰19岁嫁人。
杨改兰没有上过一天学。
报道说都是因为家境贫穷。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读过书、上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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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爱喝酒，偶尔酗酒。做点小生意是挣一分赔两分。给地主扛过活儿、还打过鬼子。小时候，他喝完酒，就会撩起裤管给我们看他腿上的枪眼。那是他的勋章。
奶奶善良但是脾气火爆，见火就着，整天跟爷爷吵吵闹闹。给地主家做过保姆。20世纪50年代末，赶上自然灾害，爷爷牵着奶奶，奶奶踮着小脚领着爸爸，一路从山东跑到黑龙江，一边走路一边讨饭。最终他们在黑土地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其实，他们活下去的勇气还有就是他们的独生子——我的爸爸。他们就是吵着闹着、逃着要着，也供爸爸读书。后来，爸爸读了中师，当上人民教师、成为国家公职人员。
因为爸爸有文化，又娶了喜欢读书人的妈妈。
妈妈生了六个孩子，又把六个孩子从农村供到城市，从小学供到博士后。
奶奶也没有读过书，妈妈身为九个孩子的长女也只念到小学三年级。
但是她们都有文化自觉，知道读书上学的重要性。
这种自觉源于眼界。
然而眼界源于环境。
肆
报道说，杨家很少与邻居来往，杨家好像生活在一个孤岛中，贫穷、飘零，自然不堪一击。
杨改兰奶奶也说自己的命苦。啥是命呢？
杨改兰用斧头和农药向命运发出怒吼和抗争。
伍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痛；更是因为只是批评没有意义，我们要行动。
我曾经采访过复旦大学在宁夏西海固的研究生支教团，领导曾问支教了十年的学校校长：这十年来，复旦大学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变化？
校长没有说，孩子们喝上了干净的水（建水窖），坐进了多媒体教室，有了宽阔的操场……当然，这些就是客观存在的，复旦大学用十年的行动改变了当地学校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是校长这样说：十年了，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女娃们敢说话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分量有多大？我听了，心里冲进千军万马。
是的，支教志愿者们，教会孩子们知识，打开了孩子们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孩子们可以把目光伸向远方，远方虽然还会有泥泞，但那也是希望。
陆
9月8日，首届寻找最美教师志愿者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全国只有10位教师志愿者和5个教师志愿服务团队获奖。虽然获奖人数和团队有点少，但是这给了我们希望。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师志愿者的关注和认可，更是对整个志愿者群体的尊重和认可。
至此，我不想再评价政府以及村委会在这场惨案中的作用，也不想批评杨改兰的决绝，更不想煮一碗热腾腾的鸡汤。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无论你是谁？因为你不是杨家，你不会体味到那彻骨的痛苦和绝望。
我想说，中国志愿服务事业需要每一个人搭把手，让更多有志青年走进山区、更深更深的山区，让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落都有关爱。
活着才有希望，读书才能前途。
柒
你不是杨改兰，你不知道她的痛。
但是你可以做志愿者，帮助更多像杨改兰一样生活在贫穷中的母亲，走近她们，带着爱和书。
捌
一路走好！
2016年9月11日深夜
【文/徐庆群 （小的爱 微信号：xiaodeai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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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甘肃一家六口死亡悲剧肇因未必是贫穷
8月26日，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阿姑山村发生一起惨剧。80后母亲杨改兰，用钝器杀死四个亲生骨肉之后，喝农药自杀死亡。9月4日，在料理完家人的后事之后，这个女人的丈夫李克英也被发现服毒自杀死亡。
面对这起惨剧，大部分人似乎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认同了一个结论：是贫困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悲剧。很少有人质疑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结论。说来也不奇怪，毕竟，通过记者的探访所得的信息有限，人们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只有那破败的房屋、近乎赤贫的生活。只是，这个结论真有那么理所当然吗？
从常识的角度思考，这家人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变得贫困的。在2013年底低保取消之前，近乎赤贫的日子已经持续多年，如果真是贫困导致这场悲剧，那么为何杨改兰不选择在此之前或之后，而选择在8月26日自杀呢？显然，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就算真正压死骆驼的是千钧重担，但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才最为关键。
我阅读过不少关于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著作，也专门读过研究农民自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调查来看，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自杀与贫困存在必然联系。否则，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自杀人数比较多的时期，贫穷的地方应该比富裕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自杀者。事实上，农村妇女自杀人数最多的时期，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相对过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最活跃的地区，经济状态也未必是最差的。所以，猜测贫困导致自杀，仅仅就是个猜测而已，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在贫困导致自杀惨剧的观点下，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政府扶贫不到位、取消杨家低保一事上。为了应对舆论质疑，9月9日，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弄了一个情况通报。我发现这个通报提供的数据，也刚好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观点：即贫困和惨剧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杨家在2013年12月被取消低保，正是政府通过入户调查表明，杨家那一年的平均收入已经高于低保标准，所以核销了他们家的低保。一直到惨剧发生，这个家庭的低保资格都没有恢复。换句话说，当地政府的收入数据似乎是说，惨剧并非发生于杨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这真是个讽刺的证明啊，因为一旦赞成贫困和惨剧没有必然联系，好像是为当地政府辩护。但我并无此意。恰恰相反，我想说，这种浅表归因，很有可能遮盖掉更为重要和深入的信息，也容易误导追责的方向。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是为了应对舆论质疑。很多人是不相信的。我也一样存疑。
暂且放下数据是否真实这事，其实除了低保外，杨家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有一件事也一直在较着劲。这事在我看来，跟低保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只是在低保疑云的焦点之下，被大多数观察者忽略了，这就是杨家的危房改造。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政府通报说，主要不是我们不积极，而是户主杨满堂总以补助资金少、自己拿不出钱为由拒绝，加之杨兰芳极力反对。
在扶贫过程中，危房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指标，而且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在数据上，很容易造出数字证明一个家庭不是低保户也不是贫困户，但低矮破烂的土房子却不太容易掩盖。摇摇欲坠的危房就摆在那里，它那丑陋的样子时刻都在提醒人们：这个家还很贫困、需要低保。在网络上，有康乐县的网友贴出一所破烂房子的照片，质问当地的官员，为何住这种房子的人得不到扶助？这样的质问，无疑会给当地官员带来压力。更何况，康乐县阿古村，一直被当地自夸为精准扶贫的典型。像杨家这样的危房，不是在打“精准扶贫”的脸吗？这是给扶贫政绩抹黑啊。
对于甘肃这样的穷省，扶贫政绩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2013年9月，甘肃省启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这个行动确定，提前脱贫的扶贫工作重点县，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县委书记和县长优先提拔重用。相反，延期摘帽或扶贫不力的，先摘掉县委书记、县长的“乌纱帽”。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绩考核，一方面当然会加大当地官员扶贫动力，但另外一方面，这种考核也很有可能会形成形式主义和造假之风。实际上，为了让上级考察时看到自己的扶贫政绩，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简直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有个地方让一些小学生披着装化肥的白塑料袋，趴在领导路过的山路上，远远望去，山坡上尽是“美羊羊”。
杨家从低保户变成了非低保户，也已经不是贫困户，但危房却实实在在摆在那。我们不知道当地干部和杨家，在危房改造上是如何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在通报中，顺着人们相信贫困导致惨剧这个观点，当地政府用自说自话的数据证明杨家非贫困户，从而撇清了所有责任。但这个数据，却没法遮盖住危房这一看得见的贫困标志。危房改造这事在提醒我们：闹剧和悲剧，可能源自扶贫不给力，但同样也可能源自扶贫政绩压力。所以，除了低保一事外，必须继续追问，危房改造和惨剧之间是否有关联。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随着死者的离去，也许它会成为永远的秘密。不过在这个秘密未解之时，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贫困两个字，恕我直言，实在过于轻飘。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地政府站上这股轻飘的民意“风口”，几乎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在逐条研读当地政府关于这起事件的通报时，我的感受是极其悲凉和愤怒的。整个通报3200字，当地政府试图给出的信息就只有5个字：我们没责任。
服农药自杀的惨剧在农村有多普遍？
甘肃一家六口服毒自杀的惨剧，带给每个人的都是震惊。在此之前，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赤贫的家庭，很难想象杨改兰在自杀之前，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而当我们的心情稍许平复，我们又想知道，这样的惨剧，在农村的其它地方，到底还有多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并没有针对自杀的具体研究。这项研究真正开展，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1999年，卫生部第一次公开报道了我国1993年的自杀率，为13.9/10万，其中女性比例为14.8，男性为13.0，在世界上属于平均水平。不过，这个数据存在一定的质疑。当时所做的调查，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人口，而这一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到30%。因此统计的数据样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代表性。
相对更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的学者费立鹏（Philips）2002年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所发表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在这个统计中，费立鹏按照人口比例，将广大农村的自杀情况统计进去了。所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自杀率为23.2/10万，在世界上处于高水平。
但无论是卫生部的统计，或是费立鹏的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自杀率有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三个特点：
1.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都高于农村人口。但在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高于城市，而且是高出数倍。（根据费立鹏的数据，1995-1999年我国农村自杀率为27.1/10万，城市为8.3/10万）
2.除了中国，所有国家男性的自杀率都显著高于女性，但在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两成多（费立鹏的数据是自杀的男女比例为0.78：1）。
3.西方国家的自杀案例中，90%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而在中国，60%的自杀未遂者和30%的自杀者是没有精神障碍的。
在中国，"农村"、"女性"，这两个就是高自杀率的代名词。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否能够成功自杀，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自杀方式的便利性，也就是自杀工具获得的容易程度。
同时期的美国，53%的自杀者是以枪杀作为自杀方式的，在男性自杀者中这个比例更高，为63%。而女性的首要自杀方式，则是服用有毒物质。
在中国，由于对枪支和有毒化学物品的管控，一般人很难获得这些物品，尤其在城市里就更加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自杀，尤其是男性自杀的发生。
然而在农村，有一个有毒物质却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农药。
随手可得的农药，成为农村人自杀的首选方式
农民要种地，要驱除虫害，就要用到农药。但当一个人处于绝望的时候，随手可得的农药，也会成为他们自杀的首选方式。在中国农村，55%的自杀者和43%的自杀者，都是服用农药。而杨改兰一家喝下的，也是剧毒的农药。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女性在家庭之中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从心理上说，传统思想要求女性谨小慎微，即使有负面的情感，也必须压抑下去而不能表达出来，这进一步增加了女性自杀的危险性。在有些人口不过千余的村庄，有时一天就有几个喝农药的女性，搞得医院都忙不过来。
好的消息是，自新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在全世界范围内，自杀率每年都在攀升。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根据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对我国自杀进行的研究发现，在20多年中，中国的自杀率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2014年，香港大学的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所做的自杀报告，也支持了景军的观点。
下表是根据我国卫生部每年的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制成的从1997-2012年我国自杀率的表格（单位1/10万）：
由上表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自杀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村自杀率和女性自杀率的降幅尤其明显。农村自杀率尽管依然显著高于城市（剧毒农药的获得尚无法解决），但已经不足城市自杀率的2倍。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从2006年起，就低于农村男性的自杀率，再也没有超过。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城市化率仅有30%左右，而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土地和家庭，到城市寻求新的机会。
对于农村的女性来说，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离开了传统和压抑的农村家庭环境，来到了更开放、男女地位更加平等的城市。这里女性有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不是被束缚在土地和传统压抑的家庭观念中陷入绝望（绝望是自杀最重要的因素）。她们离开了农村，也意味着她们远离了最容易获得的自杀工具–农药。
即便在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农村家庭中，媳妇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不在从属于丈夫或婆婆。即便生活困苦，她们也有了两个选择，一是离婚，二是进城打工。这两种选择在当今社会都变得更加容易，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她们寻死的念头。
但是剧毒农药容易获得的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农药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自杀的首选方式，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提议禁止剧毒农药，或者让它们的获得变得困难。在西萨摩亚，最常见的自杀方式是服用除草剂。1982年，政府部门限制了人群获得除草剂的方式，发现自杀率显著下降。更令人欣慰的是，其它方式的自杀也没有显著的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自杀率最高，但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只会尝试最容易获得的自杀方式。如果不能成功，他们经常会选择放弃。
从国际经验来说，展开大规模的精神卫生预防工作有助于减低自杀率。但在中国，自杀者中有精神障碍的人并不像国外有那么高的比例；其次，我国城市的精神卫生预防尚且有诸多困难，在农村展开这种预防就更加难以做到，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对于精神心理还有较高的抵触情绪。所以，限制自杀工具的获得（在城市是枪支、刀具，在农村是剧毒农药），是目前减少自杀发生最为可行的手段。当然，消除贫困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但那就要付出比管制自杀工具高出几倍的努力。
希望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参考文献：
张杰、景军，《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张芳，《社会变迁与我国农村自杀率变化》
冯珊珊、肖水源，《我国农村自杀问题的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