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血不见报”，这是2011年1月11日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句话。说这话的，是一个即将面临强拆的女人。她，准备誓死捍卫自己的房子。
这六个字，很刺痛人。但不得不承认，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与残忍。这样的现实，逼着人不得不反思。
文字黑社会
2010年即将逝去的一个晚上，在网上有过这样一个感叹：“一年到头打打杀杀，年底了，歇歇。”
大学同学杜君开玩笑说，这句话容易让人误以为你是混黑社会的。
岁末，循惯例工作上要做一个自我总结。总结发现，这一年发布的消息，几乎都是黑恶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真的算是一个文字上的“黑社会”。
或许还有人记得其中一些：内蒙兴和县，林业局官员上班时间在机关楼内赌钱；湖南郴州，儿童医院将工业氧当做医用氧用；湖南嘉禾县，为发展经济将高污染企业招商引资到地方导致数百儿童血铅；重庆，三名媒体从业者在网上讨论敏感话题遭警方调查；四川汶川县，官员出巡，律师周泽未及时回避遭警员殴打；山东潍坊，坊子区法院法官向案件当事人索要办案经费；四川，天邦达建筑公司被曝出给官员节日送慰问金的清单；广西浦北县，强制老百姓交钱装修临街房屋迎接县庆；云南泸西县，煤老板枪击案背后官员与煤老板称兄道弟往来暧昧……
整天都在写这样的文字，可不就是“在纸上打打杀杀”？
偶尔，也关注有些网站转载这些报道后做的读者情绪调查，发现大多数读者看到这样的新闻，都表示“愤怒”。现在想来，如果自己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每天看到这样的信息，除了愤怒真的是很难有其他情绪。
这，让人很有挫败感。
有人说，和解、宽容、饶恕，都是我们不懂的爱。对同为普通公民的社会个体，我们真该多一些宽容。对公权力，则自然不能宽容。但对于停留在揭露层面而无半点进步希望与改良智慧的文字，让人看后只能增添无限的恨与厌恶。
有段时间，在大量媒体人聚集的微博上，戾气逼人，人与人之间动辄恶语相向。凡揭黑的信息必高频率被转载。凡骂人吵架的信息，必围观者众。
有一天晚上，和同事潘采夫一起吃饭，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去宣武医院骨科看病，遇到护士长替一位刘姓大夫向一位病人退红包。经打听获知，刘大夫收了红包后交给护士长，然后让护士长退给病人。护士长手中的记录本上，记了厚厚的一匝红包清退名单。
回到电脑前，把这个小事写上了微博。正如料想的一样，马上有人冷嘲热讽，还有人批评我试图用一个非典型性案例掩盖整个医疗行业的腐败。这个时代，传播一个温情的信息就是如此的不易。
总觉得，戾气过重，只能激起个别个体公民的一时之愤，走向自我毁灭或毁灭他人的绝境，更有酿成伤及无辜的悲剧之可能。
笔下的愤怒
愤怒的情绪，很容易激发超常的行为。100年前，若能成功调动起社会大面积的愤怒情绪，就能酝酿出革命的希望。而时下，愤怒的情绪只会催生更多个体之间相互的暴力。
媒体同行中，常见愤怒者。
暴力，有时是有道理的。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认为，革命含有暴力的意义。当除去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不足以推翻现实中的罪恶的社会关系时，当统治阶级已经无法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服从公意，甚至公然蹂躏由它自身制定的法律而使暴力合法化时，人民有权实行暴力革命。
理论很完美，但现实相当残酷。在中国的某个南方城市，老百姓买把菜刀都曾经被要求实名登记。
昂山素姬恢复自由后，有这样的解读：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死亡，害怕失去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
昂山素姬确实很勇敢，任何人都不该也没有资格去谴责或嘲笑她。
眼下的现实是，有些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宣扬暴力，鼓励别人操菜刀对付机枪，自己则躲在一旁。他所能做和会做的，就是向那些被鼓动着去寻死的人致敬。
在中国，也有与昂山素姬一样坐过牢的人，比如著名报人程益中。和某些宣扬暴力者比起来，程益中理智得多。他没有因自己做过牢就鼓吹让大家都去坐牢。他会把是否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讨论置于自己的立场来谈，而不是忘记或可以忽略自己专门指向别人。
程益中说，改良很划算，可是人家没诚意；革命很有效，可是太惨烈。这，就是现实。
不怕坐牢当然很勇敢，不怕子弹当然也很勇敢，但一个理智的人，在鼓动别人操着菜刀冲向机枪时，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勇气。只有那些喜欢自诩导师的人，才专于并擅长让别人践行而自己耍嘴皮子。
中国的革命家里，多半是鼓动别人革命、自己躲在一旁等着采果果或看热闹的。
网络上很多正义慷慨之士，如果他们能切入到现实，该多好啊。可是，现实是什么呢，出事了，大家都鼓动别人站出来反抗，自己站在一旁看戏。战胜了，自然要出来说当初自己曾在后面助过一把力。战败了，自然是鸟兽散，迅速参加另一场围观。网络中的正义者，何时才能不再是现实中犬儒呢？
记者笔下调动起来的情绪，何去何从确实是个问题。
传播公民个体斗争的策略
不主张盲目的暴力，并不等于对现实无原则的妥协。在某些简单的思维里，人活着好像要么暴力对抗要么无原则的妥协，没有更多的路可走。
古今中外，大的历史变革从来都不是某一天突然从天而降的，任何一场大的变革爆发之前，都有一个酝酿期。这个酝酿期，人民既没有真正开始革命，也并非真正的妥协。在时机不成熟时，社会更多的是处于这种过渡期。过渡期有多长，没有谁能未卜先知。但不能因没有人能未卜先知，就否认这一天终将要到来。
在过渡期，揭露应该继续。只有更多的揭露，失范的公权力才有些许回到笼子里的可能，才能得到更多真相。显然，又不能仅限于揭露。
岁末的总结，俗套中难免要展望未来。我于是告诉自己，继续揭露，并更多关注个体斗争的技巧和策略。记者，一方面要揭露，一方面也应该用文字传播信心与希望。信心，可以是公民维护天赋人权的信心，也可以是健康有尊严地生活的信心。
新年里，湖北十堰网民彭宝泉为了营救一个被送入精神病院14年的同乡，编造了一个“美女卖身救父”的故事。
在我看来，彭宝泉编造故事吸引舆论注意搭救他人的故事，值得大力传播。任何一个公民在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境且不危及其他公民权利的框架内，采取某些策略的做法来对抗个别地方失范的权力，都是值得更多人学习和观摩的。
这个时代，缺乏的正是斗争的技巧。
自焚、自残，虽然悲壮，却毫无唤醒权力良知的可能。媒体介入、舆论关注，权力迫于种种压力可能做出认错和妥协的姿态。有些时候，即便媒体介入，权力也未必会认错和妥协。同时，越来越多悲壮的死亡，逐渐麻木了新闻人的神经，嗜血的新闻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弱者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不得不采取更惨烈的方式死亡。而在群死群伤的灾难与事故中，伤亡的数字不断攀升，所谓的“新闻门槛”越来越高，死伤一两个人的矿难眼下都已经很难引起媒体关注了。
因为“不见血不见报”，那些纯粹为吸引媒体关注的惨烈死亡，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有媒体失职的责任。
关注个体斗争的技巧，此时显得十分必要。
彭宝泉对自己编造“美女卖身救父”行为的解释是，之前正常发帖，讲述同乡被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况，几乎无人响应。为实现救人，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编造一个女生来吸引民众眼球。
有媒体出来谴责彭宝泉，甚至发文呼吁追究网络幕后推手的责任。幸好，即便生活中不乏各种类型的昏庸官员，但这一次都没有人出来响应这种混账的呼吁。
识别真伪然后判断是否值得报道，这是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如果记者不经调查核实就传播“美女卖身救父”的故事，那是失职，是职业技术不过关，不该怪到善意编这个故事的人身上。如果每个记者都能明辨是非，编造的故事就不会被媒体轻信并当做真事去传播。
彭宝泉的救人策略，代价小，效果好，这就是值得传播和推广的斗争技巧和策略。
岁末年初，仅此自勉。
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