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上中旬的上海，总在下雨，有时雨不大，也会借把伞出门。中学时代略微有些自闭的我，其实最喜欢这样的雨天。不撑伞，慢慢地走在雨里。如今想法变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雨，都要撑把伞，深怕淋湿了自己。
确实，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比如我，对新闻、对这个行业的很多看法，总在变。6月的上海之行是生平第一次去上海，赴复旦校园里一个关于新闻的交流。交流中，有复旦的学生问我还会在这个行当里干几年。我答说，如果身体健康允许的话，在一线最好能干到40－45岁吧。
这是最近两年来我对所谓的职业规划最具体的概念了。恕能力有限，再不能规划更远或更清晰。而这规划，只怕也随时可能会变。即便变了，也希望那晚在复旦校园里听我胡扯过的朋友们不要来指责。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将来、哪怕是明天呢？
中国新闻界的薪酬制度、新闻环境，时刻可能会让我主动或被迫离开这个行业。能做记者做到45岁，那只是我的一个愿望。
是什么让记者成为吃“青春饭”的
在微博上，有一阵子不少同行在抱怨收入低。这是一个事实，中国新闻行业的收入普遍过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我并未把那些有大量红包收入或其他灰色收入的媒体从业者包含在话题范围内。
中国记者的收入，可以说是微薄。在我30岁以后的这两年，一篇采写耗时一个礼拜甚至更多时间的稿子的稿费，约在四五千元左右。正常情况下，一个月能写两篇，偶尔懒病发作一篇也写不了。也有勤奋的同事，可以不顾忌妻子或女朋友的感受，出差频率更高一些，一个月能写3篇稿子。即便如此，月收入也买不到北京三环以内半个平米的房子。
有时候也会打听其他媒体同行的收入，发现都是基本工资加稿费的模式。基本工资普遍都不高，低的一千多，高的七八千。这种底薪不高的现状，决定了一个记者如果想多挣点钱，就只能少在家。
基本工资过低，逼得大家不得不疲于奔命。时下，不论你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几年，都得做一个苦逼的劳力去写啊写。否则，你只能拿到可怜的底薪。如果你渐渐老了，又没有在报社混到个中层或者你干脆不愿意做什么中层，三个月或半年不写稿子，你可能会被辞退。在有些媒体里，一个新人如果够勤奋，月收入能轻易超过一个干了8年的老员工。但在现有的薪酬制度下，即便再勤奋的新人，收入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这种薪酬构架，决定了现下中国的新闻业不得不成为一碗“青春饭”。在你还年轻，没有太多家庭负担的时候，精力充沛的你可以纯粹出于对新闻的热情多写一些，客观上也多赚一点稿费。一旦你渐渐老去，居然还对新闻有些憧憬和热情，愿意呆在一线做个普通的记者，那你就惨了：你的体力大不如从前，对新闻的判断日益精准但也越来越疲惫，类似的新闻不断重复社会却无更多进步，你愿意去写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留不住老人，让时下的中国新闻界仍然缺乏真正的大记者。如今，不缺名噪一时的少年英雄，也不缺在体制内上下讨好的前辈，但真无大记者。少年成名者，早早离开一线，成为半体制的管理者。前同事潘采夫在成为新京报体育部主编后自谑说：做编辑工作时醉心猫鼠游戏，埋雷成瘾，闯祸无数，终办出“新京愤青版”。2011年3月调入体育新闻部任主编，嘴脸大变，排雷成癖，愤青去矣。
以我2002年入行为界，当时的大佬们基本都转身成了“领导”或改行消失在新闻的视野里。如今，40岁以上还在一线当记者的，区区数人。事实上，对复杂的中国现实能深入了解、准确把握、透彻洞悉，真的需要新闻从业者有相当的从业时间和历练。遗憾的是，近30多年来不乏有可能成为真正大记者的人物，但现实迫着他们早早转了型、改了行。
近些年来，中国人的新闻观和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确有大发展和大进步。都市报兴起，市场化媒体逐步被社会认可和接纳，狭隘的“小报观”听得越来越少，部分体制内媒体衰败，部分体制内媒体谋求转型，都算进步。但薪酬不高等现实原因，让新闻成为一碗青春饭，稍微成了一点名的媒体从业人就考虑转型做管理或者改行去赚钱，让中国的新闻一直总体停留在一个稚嫩孱弱的状态。
事实上，以2010年各报对外宣称的经营状况看，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数十家媒体完全有能力让记者的收入更体面一些。每年年初，总会有几家媒体为自己到底年广告收入在本城排第几争个不休。这些有能力去争排名的媒体，大部分年广告收入都有数亿乃至十几亿之多。以这个收入能力，一些日报可让采编的底薪翻番，经营较好的周报周刊可让采编整体收入翻番。但在现实中，很多媒体一方面说自己广告收入多要争个座次，一方面却不给一线采编加薪涨工资。
让从业者能有一份支撑体面一点的生活的薪水，这个行业才能多留住些人才，才能早出多出真正的大记者。这个时代，不缺新闻，但光靠理想去做事确实是太难了。
一方面，市场化媒体不市场，自己赚的钱怎么花自己说了不算，使得部分媒体虽然赚钱却无法给采编涨工资。财务和人事不独立，这使市场化媒体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始终无法彻底市场化，也无法真正的职业化。
另一方面，部分市场化媒体的行政化，也让人堪忧。在某些市场化媒体，报社给采编统一配备手机时，中层以上可优先选择号码。于是，跟地方党政官员的车牌号或手机号都集中在“6666”“9999”等特殊号段一样，该报社管理层的手机号也集中在一些特殊号段。还有一些在局部较有影响的市场化媒体，也在开始像党报从业者一样换算自己算个什么级别的干部了。这种渐进的行政化，从长远看对中国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都是有害的。
媒体人可以更宽容一点
稍微在微博上花的时间多一些的人，都会注意到微博上活跃着大批的媒体人，也自然会看到隔几天就有媒体人的是非八卦成为微博热点。
当下中国的律师和记者这两个群体，应该有更多介入社会的作为。当然，这种作为是积极的，能促进这个社会朝更为有利于人权保障、有利于民生的方向发展。媒体，显然不能完全商业化，否则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消费者需要什么媒体就生产什么，媒体就失去应有的立场，而一味迎合和追捧市场。在权力和资本相互寻租的年代，如果媒体能完全服从资本，也必然会为了小众的利益而屈从于权力。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已经开始利用自己在新闻业内外的资源和影响，从过去单纯的做新闻延展到了关注更广阔而同样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领域。比如，邓飞做的“免费午餐”，孙春龙做的“老兵回家”，这些都是积极的、对职业延展的有益探索。
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应该允许从业者多元的存在状态和多样性的职业延展；一个健康的行业，应该允许从业者迥异的性格并存并给予充分理解和宽容。遗憾的是，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媒体人脱离业务讨论的范畴而相互进行人身的攻击，也有过始于业务而终于夹枪带棒的嘲讽、叫骂的讨论。新闻人大多数时候表现得缺乏耐心，不愿好好讲道理，讲着讲着就要动粗口。
前不久，中山大学副教授张志安先生说，职业记者不应自我神圣化，还大概拟了3条他心目中职业记者的标准。我以为，学界对业界的研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学界对业界的有些提醒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善意的。
业界对于学界，最近一些年来倒是充满了轻蔑和不敬，以至于学界研究者说起业界的某些事某些人，从来都是战战兢兢的，深怕惹怒了业界。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是，学界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看起来好像不及业界，业界显然有更多的发言渠道和机会。而且，业界显然更草莽江湖一些，搞烦了撸起袖子来一跳三丈就骂人，可以不顾及斯文，把对技术的探讨变成对他人发言动机的胡乱揣测甚至人身攻击。
可以批评别人，却容不得别人善意的建议。这种霸蛮的作风，在任何行业都是有害的，尤其是新闻业。中国的新闻人需要更宽容，能听得见一些友好的异议，甚至也应该能听得见一些不友好的异议，这样中国新闻人才能有真正的大情怀、大胸怀。谁能不犯错呢，具备自省的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胸怀和眼界，可以决定一个行业发展的高度和能走多远。
媒体人可以对来自外界善意的质疑、异议更宽容，但对失范的强权、张扬的官员、与权力相互寻租的资本等显然不能。如果媒体人能把对同行的那股狠劲用在他们身上，该多好啊。真的，我们其实还可以对失范的权力、不良的资本更刻薄一点。
前不久，微博上好像还大肆把“新闻理想”拿出来嘲讽了一把。唯物一点，我们没听说、见过、学会的东西也未必一定存在，但同样我们没听说过、见过、学会的东西也未必就不存在。之所以“新闻理想”这个东西被弄得人尽皆知而其他行业的理想我们未必听说了，相当程度是因为新闻业的职业特性决定的，这个行当的从业者就是靠说话生存，他们大多数爱说爱写爱抒情，所以“新闻理想”被说得多。屠夫们很少会去撰文写书谈自己的杀猪理想，但这并不表明这个行业没有理想。“庖丁解牛”，恐怕要算是读书人对“屠夫理想”的一个解读吧。
媒体，可以对“新闻理想”再宽容一些。有理想的人，不该去嘲笑没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的不该去否认理想者存在的必要性。目前在我们话题所涉范畴内的新闻从业者，不管嘴巴上有没有说理想，其实都在努力实践一个大致相同的目标：尽量弄清楚某些事并说清楚这些事。至于是不是要赋予这种行为一些伟大的光环，那就随个人各自去吧。
一个相对理想的职业环境，应该允许有人参与政治介入社会，也允许一些人专心写作、创造优秀的文本，也允许一些人去做打抱不平、扶贫帮困的事，自然还要允许有一些人抱着好奇心去探究接近真相。
具体到新闻界，有一份可支撑体面生活的薪水，允许业内多元共存并具备自省的能力，中国的新闻人才能走得再远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