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估计无人再像撒切尔夫人那样贸然断言，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了。是的，社会并没有一个可触可摸的实体，不过假如我们对身体和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就不难看出，社会乃是事实，即各种集体存在的方式。其中不少方式，并非全然外在于你我，而是从生到死地嵌在每个人的身体里。
如果你对此仍然将信将疑，那就看看印巴边境的降旗仪式吧。譬如瓦嘎口岸，那里每天傍晚都在进行社会嵌入身体的尝试。当换防士兵用极度夸张的踢正步来表演两国对抗的象征戏码，关闸两侧的观众也用响彻云霄的啸叫来为这种对抗助威。显然，在那一刻，社会把一种权力关系嵌入了每个人的心中。
如此粗鲁荒唐的嵌入方式，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大加鞭挞。他说，正步走是人世间最可怕最丑恶的情景，因为它赤裸裸地炫耀武力。“只有在那些平民不敢嘲笑军队的国家里，才可能实行正步走的阅兵式。”他说的没错，如今还在施行正步的国家军队已是少数。但是我认为，奥威尔着力的仍是现象，并未明言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印巴士兵的正步走如此夸张？为什么观众们心甘情愿前来助威加油？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下去。
对此不妨用累赘原理来做一番检视，结果你会发现，印巴士兵以及现场的两国民众，都是在用累赘的身体行为建构一种集体存在的方式，不管这种方式多么扭曲，多么受制于权力。夸张到滑稽的正步走，亢奋到疯狂的助威声，它们是在失控的竞争中螺旋上升的昂贵信号，在外人看来低效、痛苦、蠢笨，毫无实际用处，却标志出社会关系的经纬，从而区分出权威与服从，小我跟大我，我们和你们，同胞或敌人。
讽刺的是，正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构得不怎么牢靠，令人不安、担心和焦虑，大家才会不断地用累赘行为去测试它。很难想象，亲人之间会频繁地考验彼此的关系。同样，我也无法想象，美国军人会用踢正步来宣示军威，或者用叠被子的方式来证明军纪。当一种集体存在本身充满信心，就不需要用累赘原理来检验它。这就像打电话，信号通畅时，没人会冲着话筒一直喊着“喂喂喂”。反之，当我们对着电话喂个不停，那就说明信号太弱，需要利用累赘行为，也就是传播学常说的“冗余信息”（redundancy）来进行测试。
中国1990年以后制度化的高校军训，就是基于同样的脆弱、同样的焦虑与同样的逻辑。它既不为强身健体，也不为吃苦耐劳，或者令行禁止，权力利用这种方式，最基本的想法就是测试。当然，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这种累赘性质的测试，把原先嵌在体内的社会关系震松，以便嵌入新的。可是，由于这种累赘行为并不昂贵，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理发店门前的员工操，地产公司的拓展训练，都在运用相似的手段。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以为，那是在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培养所谓的企业文化。
奥威尔从正步走的军队形象中看到了暴力，用他的话说，“那是用皮靴狠狠地践踏人脸。”然而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在1933年的一幅漫画中，希特勒俨然是一位穿冲锋队服的雕塑家。他砸下拳头，把工作台上一堆杂乱无章的细小人体碾成泥土，吓得身边的知识分子张皇失措。只见他上下其手，化腐朽为神奇，将泥团塑成了强健的男性裸体。希特勒的艺术家形象，曾是统治者自我期许的理想型，只是这一理想已经破灭。现代统治仍然缺不了暴力，但是由于暴力已经被高度垄断，社会关系却愈发多元，因此至少在技术层面上，统治变得像是一种精致的交易。
既然是交易，那么少不了社会关系的信任测试。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通常来说，穷人比富人更容易信任统治者，蓝领比商人更相信公权力。在瓦嘎口岸呐喊助威的多半不会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原因很简单，穷人测试社会关系的本钱只有身体，而富人的方法要丰富许多。同样的道理，对付穷人，统治者着眼于身体；对付富人，统治者着力于资本——不过假如你还记得公司（corporation）一词的拉丁文词源“corpus”就是身体的意思，你就会明白，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会溢出统治者的视线。在权力的眼中，身体就像大小不一的石子，而秩序就像孔径固定的筛子，石子过不了筛，权力自然要震碎它。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没有练就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脱逃术（escapologist），怎么办？难道，要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遗世独立，或随波逐流？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给了我不小的启示。他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的身份总是多重的。同一个人，“她可以是英国公民、来自马来西亚、有中国血统，是一个证券经纪人、非素食者、哮喘病患者、语言学家、健身爱好者、诗人、反堕胎者、观鸟人、占星家，并且相信上帝创造达尔文以考验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类。”这让我意识到，若要不成为过筛的石子，就得让自己的诸多社会关系变得更强健，身份认同更多元。当社会关系交织如柔韧的藤蔓保护着你，你就有能力反抗压迫，并理解真正的自由。
文/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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