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吴晓波：跟王林合影的精英们该不该被宽容？

2017年2月10日16时17分，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后因病转入医院监管治疗。2016年11月11日，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林犯非法拘禁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行贿罪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人说，“大师”的把戏很简单，他们先把魔术用谎言包装成令人称奇的法术，取得个别官员、商人等追捧，再用名人的力量搭建起沟通各色人等的场域。这是连接庙堂与江湖的润滑剂，也是官商勾结、权色交易的名利场。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从秦始皇求长生不老开始，历朝历代的江湖骗子们围绕着皇权，上演了无数闹剧。王大师生前热爱收集达官富人，今天我们来收集一下“大师”，重温这篇关于“大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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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苍生问鬼神，先从方术谈起
文 | 十年砍柴

第一个皇帝就被骗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因为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仍然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换言之，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的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秦始皇横扫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进而焚书坑儒，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释方面毫无建树，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史家，论述帝王迷恋方术而误国，秦始皇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是骗皇帝的噱头，徐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

一个人对最希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情愿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骗了一把，还是不死心，接着又被卢生所骗。

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还是得不到“不死之药”，卢生害怕被杀，于是脚底抹油，溜了。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乱天下的“妖人”——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卢生这些前辈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次。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拥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总相信自己是幸运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或许自己能找到。于是，一代代兜售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术成为“曲线入仕”的终南捷径
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他们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而是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如《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 ——基本上和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再得宠也是弄臣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被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除去。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江充：巫蛊之祸害死太子
文 | 押沙龙

一个团体里往往有这样的人，特别能琢磨事，也特别能折腾事。他能把简单的人际关系弄得复杂，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弄得崩盘。你要说他从中真得到什么好处了，也不见得。最后他里外不是人，往往显得比谁都惨。有时候精明过头了就是蠢。

汉朝的江充就是这么一个人。江充本来不叫江充，叫江齐。江齐出生在邯郸。汉朝分封了好多个王国，邯郸是当时赵王国的国都。江齐出身平常，如果没有机缘，他一辈子可能就默默无闻在赵国混过去了。但江齐有个能歌善舞的妹妹，被赵国太子娶进门当了个小妾。这一来，江齐就成了王爷家的亲戚，虽然说是比较低贱的亲戚，但毕竟能和王府走动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江齐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汉武帝任命江充为“绣衣使者”，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的治安等问题。江充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很好，铁面无私，谁都不怕得罪，一口气查出了好多贵戚的“奢僭”的问题，罚了好几千万的钱。汉武帝龙颜大悦。

再说汉武帝，他对求长生之术很痴迷，接待过很多骗子。长生药始终也没炼出来，而自己却一天天衰老。汉武帝本就心肠刚硬，随着岁数变大，他在人类的感情方面越来越冷漠，只剩下一种本能日益强烈，那就是怕死。而他越怕死，也就越觉得有人想让他死。汉武帝开始出现幻觉。他白天睡觉，梦见有上千个木头人，拿着棍子冲上来要打他。他惊醒以后身体骤然变差。这更让汉武帝相信有人在用巫蛊暗害他。

小说连环画宫廷奇案之《巫盅之祸》，描绘汉武帝与江充的故事

巫蛊是古老的黑巫术。所谓蛊，本意是指毒虫。甲骨文里的“蛊”字就是一个器皿里的两条虫，尾巴上带着钩。传说中做“蛊”的办法，就是把上百条毒虫放到一个器皿里，让它们互相吞噬，剩下最厉害的那个就是“蛊”。蛊毒在中国流传很广，各地说法不同，最出名的就是云南苗人的蛊毒，非常复杂神秘，形式几乎包罗万象。

但秦汉时期的“巫蛊”和苗人的“蛊毒”不是一回事。汉朝害人的黑巫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诅咒、巫蛊、媚道。巫蛊跟诅咒差不多，只是它需要借用器具，不过不是毒虫，而是偶人。它利用的是“同态感应”的巫术法则，在偶人身上做法诅咒后埋进土里，或者用针刺火烧，据说被诅咒的人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这个方法灵不灵？肯定不灵。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信。据史书上说，当时巫师神棍云集京师，“变幻无所不为”。贵人们还都吃这一套。上有精神高度紧张的君王，下有相信乱力怪神的风气，结果在汉武帝65岁的那年，终于闹出了大事。

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公孙贺。有人上奏章检举公孙贺的儿子，说他犯有两大罪行，一是和阳石公主私通，一是在驰道中偷埋木人，以巫蛊法害皇帝。汉武帝收到奏章后，下令调查。调查结果说检举属实。汉武帝马上陷入了一种癫狂的暴怒状态，他下令把丞相全家族诛。不光灭门，整个家族都杀光。接着他还下了更可怕的命令，把卷入案件的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也都处死，而这两个人是他的亲生女儿。在巫蛊面前，汉武帝像条疯兽一样，已经顾不得什么女儿不女儿了。

这让江充嗅到了机会。江充虽然行事张扬，但终究不傻。汉武帝已经65岁了，一旦皇上晏驾太子登基，新皇上不杀他杀谁？还有馆陶公主在旁边递刀。大家会问，既然他知道害怕，当初为什么还这么做？因为江充就是这么个性格。知道这么做危险，所以不这么做了，这叫理智。知道这么做危险，偏偏还是这么做，那才是性格。他也许是太期待向皇上显示忠心，也许是实在忍不住显示手中的权力，总之，他把自己推上了绝路。而现在是他唯一的翻盘机会。

这个机会就藏在公孙贺事件里。公孙贺的妻子是谁？皇后卫子夫的妹妹。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是谁？皇后卫子夫的女儿。而太子又是谁？皇后卫子夫的儿子。

皇后已经失宠，太子和皇上的关系也很疏远。但这都是帝王家常见之事，并不意味着汉武帝有废太子之心。江充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公孙贺事件让事情发生了转折。妹妹被杀，女儿也被杀，皇后卫子夫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而且汉武帝的态度很明显，只要牵涉到用巫蛊害自己，他连女儿都能杀——那江充就会想：儿子为什么就不能杀呢？

汉武帝梦到木人之后，身体一直不好。江充就向汉武帝进言，说陛下的病是因为巫蛊引起的，只有抓到下蛊之人，病才能好。汉武帝同意了，让江充专门负责“巫蛊案”。江充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他来个“以毒攻毒”，召集了法力高强的巫师，让他们捉拿搞巫蛊的人。这些神棍四处张望，看哪里有蛊气，就在下面挖掘偶人，逮捕周围的嫌疑犯。嫌疑犯当然不承认，江充就让人拿烙铁烫，一烫就老实，不但承认，还四处乱咬。咬到谁就抓谁，抓到了就处死。史书上说因为巫蛊案而死的，前后达几万人之多。汉武帝对这几万人的死活并不在意，他只关心一件事：给自己下蛊的人，到底是不是全部落网了呢？

江充也许很享受这种谈笑间灭门杀人的感觉，但他搞巫蛊案终究不是为过瘾来的，而是有着更明确的目标。他把声势造够以后，终于逼近主题，对汉武帝说：“宫中有蛊气，不除掉宫中的蛊气，陛下的病终究好不了。”汉武帝马上上钩，下令江充入宫治蛊。于是江充在宫中动手折腾了。

他开始带人四处掘地。不过他掘地掘得很有策略，不是直奔太子宫而去。那样太露骨，容易让人起疑。他先从失宠嫔妃宫里开始掘，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一点点靠近核心地带，最后终于掘到了皇后宫和太子宫。他掘得非常彻底，满地都是坑，皇后和太子连找块能放床的平整地都没有。结果掘出东西来了。当然这些东西很可能是掘的人自己偷偷放进去的。可谁能证明呢？江充宣布：太子宫中有很多木人，旁边还有帛书，上面写着大逆不道的话。我要禀奏皇上。

可是汉武帝不在长安，而是在甘泉行宫，奏报还是有个时间差。江充宣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已经把太子逼上了绝路。问题在于：江充被自己逼上了绝路，于是放手一搏搞出了巫蛊案，那么太子被他逼上了绝路，凭什么就一定要束手待毙呢？俗话说“做人要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江充毛病就出在想别人想得太少，前半夜想完自己就睡觉了，结果出了漏子。太子听到调查结果后，知道大祸临头。他第一反应是要去甘泉找皇上解释，可江充神气活现得就像逮到了老鼠的猫一样，断然拒绝。

太子走投无路，在七月壬午这一天终于行动起来了。这一幕就像当年赵太子抓江充的情景，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江充没跑掉。他被带到太子面前。太子亲自处死江充。斩杀之际，他大骂江充：“赵虏！你祸乱赵王父子还不够吗？还要来祸乱我父子吗？！”江充有什么反应，书上没有记载。

但如果江充有自省能力的话，他在临死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惊诧：事情怎么会弄到这样？从一件驰道上的小事开始，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了如此失控的地步？但是就算他自省了也没用。赵王当年对他的评价是“后虽烹醢，计犹不悔”，这句话可以当做他的墓志铭。如果让江充再活一次，他还是会这么折腾。因为他只理解这种愚蠢的精明。

在巫蛊案中，江充输了，可也没有人赢。太子杀了江充以后，为求自保，和母亲卫子夫一起发动了军队，但却被父亲的正规军彻底击败。皇后卫子夫自杀。太子逃亡后走投无路，也只好自杀，太子的两个儿子被追兵格杀。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巫蛊之祸是汉武帝蓄意发动的，目的是铲除卫子夫家族的势力，防止在他身后发生“吕后专权”之事。这个说法很难成立。汉武帝确实有对卫家的猜忌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江充他们才敢将巫蛊引向皇后和太子，汉武帝也才有可能相信他们的指控。但这一切的出发点，首先是汉武帝相信有人对自己下巫蛊。巫蛊之祸的发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江充。

这次事变对汉武帝也是创巨痛深。他痛定思痛，终于想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江充已经死了，汉武帝还是下令将他全家灭族。两年之后，汉武帝颁发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并且承认了世人都有一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人性虽然已丧失殆尽，但是在最后时刻终究找回了理性。

袁天罡和他的相术圈子
文 | 杨津涛

袁天罡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相术师，他和李淳风编著的《推背图》更是将自己推上了神坛。一个江湖术士，是如何将自己包装为活神仙，而以大师身份混迹于大唐官场的呢？

早年预言成为朝廷中的“活广告”
袁天罡是四川成都人，在隋朝当过盐官令。在东都洛阳时，袁天罡与杜淹、王珪、韦挺三人关系很好。袁天罡先对杜淹说：“老兄你博闻强识，将来一定能凭借文章发达。”又对王珪说：“你不出十年，就能官至五品。”最后对韦挺说：“韦大哥你面相和猛虎一样，以后会做武官的。”袁天罡一一给他们看过相后，预言道：“三位虽然命中富贵，但都要经历一次被贬，到时咱们兄弟还能相会。”后果不其然，杜淹任天策府学士、王珪做太子中允，韦挺当了武官左卫率。

这种所谓预言看上去很神，说穿了也没什么。因为袁天罡和三人是朋友，当然清楚他们各自的家世：杜淹出身北周士族，父祖做过刺史、太守；王珪出身北方顶级豪门——太原王氏，世代为官；韦挺的父亲是隋朝民部尚书。袁天罡对他们做出预言的时候还在隋朝，凭借这几个人的家世，要出仕做官岂不易如反掌？至于预言他们的官位就更容易了，杜淹有文才，韦挺会武艺，做官也要发挥特长。这就好比一位老师，不会说一个文科状元未来能当科学家的。

袁天罡第二次预言，说不好也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杨文干事件被定性为太子串通亲信谋反，但李建成最后并没有因此事被废。杜、王、韦三人既是为太子顶罪，以后李建成当了皇帝，又怎么会亏待他们？岂知一场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被杀，秦王李世民成为大唐天子。李世民登基后，召回了才能出众的杜、王、韦三人，让袁天罡的预言又一次实现。这三人都是唐初名臣，有他们帮着袁天罡在朝中做“广告营销”，不仅很快让大师名扬天下，还得到了唐太宗的注意。

四川阆中天宫院内供奉的袁天罡（左）、李淳风铜像

最著名预言：武则天要当皇帝
袁天罡最著名的预言，恐怕就是“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了。唐太宗听闻之后，召见了李淳风，问他知不知道这条预言应在谁身上。李淳风显然也听说过这句话，他为皇上加了一条注脚：“这个预言是由上天定下的，那个人也已在宫中了。过四十年，那个人称帝后，要大肆屠戮唐室子孙。”唐太宗追问：“我想找到这个人，把她杀了，不知道行不行？”李淳风叹气道：“天命已定，没有人能改变。如果那人是真命天子，那是绝不会被杀掉的，只能牵连无辜。四十年后，她已经是个仁慈的老人，说不定还会对唐室手下留情。要是现在杀了她，上天为了实现预言，就会降生更年轻的人。那她篡位时就不是老年，而是壮年，就要把陛下的子孙杀光，以求斩草除根了。”太宗听后无奈，只好罢手。

袁天罡明确预言了武家二小姐要做天子，而唐太宗听到的“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则比较笼统，由此可见唐太宗并不知道袁天罡预言的事情。袁天罡到武家帮忙看相的事应该是有的，但他有没有对二小姐做过那样的预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试想，袁天罡正被大唐皇帝宠信的时候，怎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预言有人要代唐自立？这罪名足够诛九族的。

从前因后果来看，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人关于“武氏代唐”的故事很可能都不是真的，而是武则天称帝前后所散布出的谶语，以为武周政权的建立提供合法性。武则天成功地利用了袁天罡与李淳风两人苦心营造出的名声，与此同时，“武氏代唐”的预言也让袁天罡和李淳风变得更加神乎其神。至于历史真相是否如此呢？就需要新史料的验证了。

常有人对大街上算命的“半仙”不屑一顾，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他那么大本事，怎么不算算自己什么时候能发财？”你别说，袁天罡在唐朝朝野得势时，还真有人这么问过他，这个人是长孙皇后的舅舅、玄武门之变的大功臣高士廉。高士廉问袁天罡：“您看自己最大能当到什么官呢？”袁天罡一笑道：“我今年四月就要归天了，还敢期望什么高官。”果然，袁天罡就在火山令的职位上死了。

袁天罡虽然死了，但他凭借相术搭建起的圈子还在。袁天罡之子袁客师也身怀秘技。有一天，高宗命人把一只老鼠放到盒子里，找一帮“大师”们来猜。那些人都猜是老鼠，唯有袁客师摇头：“盒子里面是老鼠不假，只是放进去的是一只，出来的却是四只。”高宗听了很惊奇，就让太监打开盒子看，没想到，早先放进去的那只老鼠竟在盒子里生下三只鼠崽。这个故事让人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和车迟国三位国师斗法，赌赛隔板猜物的桥段。

袁客师坐享父亲余荫的时候，也没有停下拓展圈子的努力。有一次，袁客师要和几个从人渡江，但他一看船，就要往回走。手下人很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袁客师道：“船里面其他的人鼻子底下都是黑的，这条船注定是要在江里被水掀翻。”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瘸腿的男子上了船。袁客师看后说：“贵人来了，这条船不会出事了，我们也上去。”他们这条船到江中时，突然起风，差点翻了船，好在最后化险为夷。那个瘸腿男子是谁呢？正是后来率兵防御吐蕃数十年的娄师德。娄师德发迹后，当然又成为“李家相术”的活广告，为这个相术世家扩展着圈子。

林灵素：用方术搭建利益共同体
文 | 杨津涛

北宋历代皇帝都崇道，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宋真宗朝，他为赵家找了一位祖宗：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大神”赵元朗。第二个高潮是宋徽宗朝，他信得更厉害，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徽宗手底下的道士们各有神通，所有道士中最得宠、最著名的当数林灵素。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徽宗在皇帝职务外又多了一个头衔——神仙。

如何让皇帝当了神仙
林灵素是今浙江温州人，原名林灵噩，早年在庙里出家，但不爱打坐念经，只喜欢大碗吃酒。师父不忍看他小小年纪就当“花和尚”，少不了批评教育，有时干脆就用棍子打。林灵素混得不爽，也就不在庙里呆了，跑到四川，由和尚改行做了道士。林灵素拜的新师父赵升，是个会些幻术的老道。赵升死后，留下几本秘笈，林灵素照着书一路学下来，练成了法术“五雷法”。

政和五年（1115年），林灵素来到东京汴梁，成为一名“北漂”。当时徽宗皇帝刚好做了一个梦，梦见东华帝君召他到神霄宫做客。徽宗走进天宫，碰到一个骑青牛的道士，身边跟着两个小鬼，为他持幡仗剑开道。那道士到徽宗面前山呼万岁，说：“今天有机会见到天子圣颜，真是臣之万幸。”说完，道士骑着青牛走了。

徽宗一觉醒来，就给掌管道教的官员徐知常派了一个任务：去找知道神霄宫的道士！徐知常正为难着，有手下人回报：“有一个温州道士，时常疯疯癫癫地在墙上写些有什么‘神霄’字眼的诗。”这真是瞌睡遇上枕头，徐知常当天就把林灵素推荐给了皇上。

徽宗见到林灵素后揉揉眼睛，问道：“爱卿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官的？朕怎么看你眼熟呢？”林灵素哈哈一笑道：“有一次上朝面见玉帝时，曾在路上和皇上有一面之缘。”徽宗一拍脑袋：“是啊，朕想起来了，当时爱卿骑着一头青牛。现在那牛呢？”林灵素回答：“那牛暂时在外国寄养着，不久就回来了。”果然过了没两年，高丽给宋朝进贡了一头青牛。徽宗大喜，就把牛赐给了林灵素，允许他以后骑牛面圣。

这个故事分析下来，很可能是徽宗微服私访，找李师师幽会时，偶然在一个客栈里看到了林灵素的题诗，记下灵霄的名字。回宫后就编了那么一个梦境出来，不为别的，就为找那个自己朝思暮想，能把皇帝神化为神的道士！

徽宗问林灵素：“爱卿有什么法术呢？”林灵素把脑袋一晃，对皇上说：“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既把自己定位是神霄宫里的神仙，当然知道宫里面的事情。他说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原本管理南方，下界做了皇帝。青华帝君是长生大帝君的弟弟，管理东方，主持神霄宫，所以请徽宗去做客。林灵素自己是神霄宫的“诸慧”，奉命下界辅佐徽宗。所谓政治就是有饭大家吃，只有林灵素自己做神仙，肯定让其他朝中大臣嫉妒，所以他又说宰辅蔡京其实是“左仙伯”，王黼是“文华吏”，太宰郑居中、宦官童贯等也都位列仙班。大臣们安排好了，也不能忘了后宫的“小主”们，得宠的刘贵妃就成了“九华玉真安妃”。林灵素显然是希望通过搭建一个“神仙圈子”，来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使所有参与者都不能出面当“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小孩儿。

林灵素让人间的皇帝一跃为天上的帝君，徽宗自然是龙颜大悦，封他为“通真先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事既不是林灵素欺君罔上，也不是徽宗皇帝昏庸糊涂，双簧戏的结果就是双方各取所需，要当神仙的当了神仙，要发财的发了财。

介入皇储之争
林灵素最终倒台的原因，一是大规模以道抑佛，得罪了太多人；二是介入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不幸成为牺牲品。林灵素早年当和尚时，不堪师父打骂才做了道士，现在功成名就，自然要借徽宗崇道的东风，对佛教出一口恶气。在林灵素的建议下，道君皇帝把佛刹改称宫观， 释迦改称天尊， 菩萨改称大士， 罗汉改称德士， 和尚们也要一律留发戴冠，学道士打扮。与此同时，他唆使徽宗在全国大建道观，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重和年间，五台山的老和尚道坚找了一批国内外的同道，要上京面圣，和道士们来一场宗教问题大讨论。太子赵桓知道后，公开支持他们到皇宫内与林灵素“斗法”。林灵素虽在辩论中获胜，但从这时起就和赵桓结下了梁子。赵桓虽贵为太子，但徽宗更宠爱精通琴棋书画的郓王赵楷，有心改立储君。在太子和郓王身边各有一帮大臣，林灵素无疑是郓王的支持者。

宣和元年（1119年），开封被大水围城，徽宗让林灵素设法救灾。林灵素无功而返后想借机整一下太子，就对徽宗说：“臣不是不能治水，但这大水是太子招致的，只有让太子登城拜祭，水才会自行退去。”太子赵桓就在开封城楼上焚香祷告，没想到大水还真就退了下去，京城的老百姓因此都对太子感恩戴德。林灵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上书告老还乡，被徽宗给驳了回来。

这给了林灵素一种错觉：皇帝离不开他，所以依旧在开封横行不法，甚至嚣张到在大街上和太子的马车抢夺车道。赵桓一下把状告到了父皇那里，看来终究是血浓于水，徽宗下旨降林灵素为太虚大夫，打回温州老家。只过了几个月，林灵素就死了。

自茅山道士刘混康被徽宗看中，各地自诩有法术道士们相继成为开封皇帝的座上宾。他们走过的路径大体是相同的：露一手绝活，让皇帝百官口服；一旦在朝廷中获得官位，就用法术为媒介，结交士大夫，建立利益共同体；最后因为法术失灵，或者过多地介入政治，悲惨谢幕。戏剧性的是，徽宗埋下的地雷在他生前就引爆了，让这位“教主道君皇帝”只好到北国冰天雪地中去当俘虏了。

李孜省：朋党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 | 熊崧策

宦官，沟通庙堂与江湖的桥梁
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和今日的“大师”王林一样，他也是江西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想经商没钱、想做工匠又耻于身份低下，都希望科举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无需资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干得好了出入宫廷加官进爵，至不济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所以，江西士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前面提到的周颠、张中是江西人；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他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世宗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李孜省是南昌人，他曾经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后因贪赃事发，断送前程。他没有回乡，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得知宪宗好方术，他苦学“五雷法”，这是一种祈祷术，据说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成化十三年，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以符箓进献宪宗，得到皇帝赏识，被留在身边使唤。此外，他精通房中术，一专多能。用今天的眼光推测，李孜省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性心理咨询师。在这个案例中，沟通深宫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术士，出身底层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两年后，大概是李孜省的法术经常应验，特旨授太常丞。当时就有御史跳出来反对，说李孜省一个犯了赃罪的胥吏，不适合掌管宗庙礼仪。宪宗改授他上林苑监丞，可见不是不知道此人的来路。而李孜省得官的途径是成化朝最被士大夫们诟病的弊政——不经吏部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直接由宦官“传奉圣旨”任命的传奉官。他打破了两个常规：一是避开了士人通过科举而仕逐级升迁的正常途径，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难以入官的惯例。继李孜省之后，方士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都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当时各路僧道、方士、工匠云集京城，这些人都以宦官为经纪人，被推销至皇帝面前，吏部尚书尹旻天天跑到左顺门“候接传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补奏，后来连宦官们也觉得他烦，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序。

虽说看上去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是宪宗对李孜省极其信任，赏赐他金冠、法剑以及刻有“忠贞和直”、“妙悟通微”字样的印章两枚，准许密封奏请有关朝政事宜。李孜省勾结梁芳等太监，又以万贵妃的兄弟们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开始干预政事。成化十七年，他升任右通政，同僚王昶看不起他，“遇之无加礼”，李孜省向宪宗告了御状，王昶被贬官。自此之后，李孜省主营跑官卖官业务，操纵官员升降的神通也愈发的灵验，俨然幕后吏部尚书。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

朋党政治的始作俑者
李孜省颇有家乡情结，他在皇帝面前托言神降，说“江西人赤心报国”，要求宪宗重用江西人，江西安福人彭华被他推荐入阁，江西永新人刘敷官至右都御使、江西安义人谢一夔官至工部尚书，都是投靠他得以升官，以李孜省为领袖的“江西帮”隐然成形。要想坐稳幕后吏部尚书，那么前台吏部尚书总得是自己人。尹旻虽然在吏部二十多年，碌碌无为，被民谣称之为“泥塑六尚书”之一，但总归是碍眼。江西泰和人尹直当年觊觎礼部侍郎，可是尹旻推荐了他人，尹直靠皇帝直接下旨才得如愿，尹旻见到尹直出言相讥：“公所谓简在帝心者”，两人由此结怨。后来尹直在南京吏部右侍郎上干了八年，想回权力中心，却总被尹旻挡路，他走了老乡李孜省的门路才被皇帝召回，当上兵部侍郎。彭华、李孜省、尹直三个江西人联手首辅万安构陷尹旻的儿子，逼尹旻告老还乡。继任的吏部尚书耿裕不为万安所喜，李孜省再进谗言，耿裕被贬到南京，吏部尚书换上了江西丰城人李裕。长袖善舞的李孜省又在宪宗面前做手脚，把兵部尚书马文升也赶到南京。

当然，李孜省倒也不好意思让大明朝堂完全转型为江西同乡会，余子俊、李敏、刘健等非江西籍官员也曾被他密封推荐，余子俊接替马文升为兵部尚书，李敏任户部尚书，刘健后来还是弘治、正德名臣，“地下组织部长”还算有点识人之才。明朝六部尚书加都察院长官合称“七卿”，均为正二品，为明朝政府文臣中最高行政长官，成化末期，七卿中有李裕、余子俊、李敏、谢一夔、刘敷五人的升迁受李孜省左右，史称“青紫多出其门，除拜或由其意”。当然，也有官员因为得罪了他而被贬官的，江西巡抚闵珪发现南昌、赣州一代豪门大族的家仆多行不法，要连坐其主人，这事必然触犯到朝堂上一干江西老表们的利益，尹直给李孜省打了个招呼，闵珪就被一道旨意贬到广西。

不过李孜省的好日子不长，成化二十三年，宪宗皇帝驾崩，年仅41岁。很有可能，李孜省一干人等给宪宗猛灌丹药，想必其体内铅、汞、硫含量大大超标，最终英年早逝。即位的孝宗朱佑樘没客气，登基没几天就把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方士发配到甘州去充军。李孜省还没等到上路，就因“不胜拷掠”，死在狱中。

然而，李孜省对明代政治的深远影响远没有结束，当他和彭华等人排斥尹旻时，翰林侍讲焦芳受到牵连，被贬为桂阳州同知，焦芳从此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正德朝，焦芳为大学士，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后来甚至发展到把整个南方人都恨上了。他还作了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权阉刘瑾。南北互相报复，朋党之争就此开始。

蓝道行：扳倒严嵩，力挺徐阶
文 | 余世存

旁门左道盛行的时代
明儒提出“国事家事天下事”，正说明他们在国家天下方面的缺失，他们被君王这一王权牢牢地控制住了，清官海瑞是忠君者，跟范仲淹、苏东坡那样的人相比，他们既少了大臣气，又少了天理人情。这就难怪明代人除了良知良能，还有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甚至后者参与、介入政治，比前者更有市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即是一个例子。嘉靖皇帝治理国家的手段就是大事小事问神仙。若有问题，就由道士来扶乩，请神仙降临用乩语回答。这种极其荒谬的信仰，成了皇帝决策国事、任免大臣，甚至日常起居的必需品。

有位道士叫蓝道行，他的举荐者是当时的次辅徐阶，首辅严嵩便是他最大的政敌。值得一提的是，徐阶之所以选择蓝道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除了有些道行外，还是王阳明先生的信徒。这一不同于其他神仙道士的特点，使他成为了一场决定“总理”生死的政治交锋中最重要的工具。

蓝道行确实有点道行，叫嘉靖皇帝称奇。不过，他的道行高也是做出来的，他先跟皇帝的心腹太监串通，使请来的神仙说话能够打动皇帝，久而久之，皇帝深信不疑。当然这里边也有徐阶的力量。因此，打击严嵩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一次，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知会了蓝道行。蓝道行在扶乩活动中预告：“今日有奸臣奏事。”不久，严嵩的奏折到了，嘉靖皇帝对于严嵩的看法多少有所改变。不过，这点伎俩根本不足以动摇严嵩，必须要用更强大的神 。

当时，嘉靖皇帝遇到事情就好问神仙。如何与神仙沟通呢？嘉靖皇帝想出了一套好办法——扶乩。所谓扶乩，就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密封起来，由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当众烧毁，也就是转交给神仙。然后，找来一个沙盘，在沙盘上搭个架子，架子上有两根树枝，分别由两个太监用指头搭住。当神仙显灵时，两人便即刻作中风状，两眼紧闭，任由指头在沙上乱画，画出来的图文就是神仙的意思。

修道二十年来，嘉靖就是靠这个与神仙沟通。这当然是一场把戏，在这个把戏中，最关键的人却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烧掉纸的道士。之前的邵元节，后来的陶仲文，以及现在的蓝道行都是掌握神仙“心意”的人。在一次重要的扶乩中，嘉靖皇帝问：“今天下何以不治？”答案是：“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帝再问：“谁为贤，不肖？”回答是：“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皇帝又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答案是：“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就此，严嵩的命运就此定局。

严嵩倒了，严世蕃入狱，严党四分五裂。把持朝政二十年的严嵩自然不会一击而倒。他很快就开始了反击，突破口就是蓝道行。嘉靖罢黜严嵩就是因为神仙的意思，而实际上是徐阶和蓝道行的意思。只要证明神仙意思是徐阶和蓝道行的阴谋，政局就会发生惊天大逆转。

因此，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蓝道行拒绝了。严嵩又买通了宫中的太监诬陷蓝道行，将其关入了监狱。又对蓝道行严刑拷打，逼他诬陷徐阶。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这时候严嵩纳闷了，在他看来，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

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阳明之学。最终，他毅然接受处斩。而严嵩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最终悲惨地死去。蓝道行死在历史里，历史还在斗争。官场无义战，无论徐阶还是严嵩，他们都非权臣，他们只是宠臣、幸臣，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严嵩扳倒，对方所施用的手段也是荒唐的、非常规的，但在他们看来，他们实现了历史的“实质正义”。

可以说，我们社会出王林这样的人，是有丰厚的基础土壤的。我们很多人迷信修行人，对修行人的次第却一窍不通。前几年从云南回京，有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流行慈善、修行了，你看明星戏子、商人、官员都以供养活佛、跟和尚来往为成功，以诵读心经、金刚经为时髦⋯⋯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后来听得多了，才明白中国人的愚迷仍在骨子里。

不能说历史和现实中没有神圣之人之物，但神圣也当经理性的考量。没有理性的交流，神圣就不成为神圣，只是迷信，就成为假冒伪劣的渊薮，以至于和尚的舍利子都可以做假。即使是福音，它也一定跟我们的天理人情有关，而跟神秘、神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