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意义非凡，帮助我们厘清了不少问题。在找到相关的考古证据之前，很多学者以为，就时间的顺序而言，脑容量的增加先于直立行走，因而才是人类演化的关键，如今这样的观点已经修正。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演化的过程中，先起变化的是身体，它才是人类意识的前提。而它们之间的联系，离不开一种至关重要的“催化剂”——社会性。
究竟是何等的环境压力逼着人类远祖站起身来，很多情况仍属猜测，但是直立行走的优势与风险都一目了然。身处广袤草原，双足直立显然更易于寻找食物和水，以及提防掠食动物的伤害。它强化了行走奔跑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有人做过对比研究，双足行走的人类比四足着地的黑猩猩要少消耗三分之一的热能。直立行走还解放了上肢，使双手能够处理越来越精细的任务，从扔石块到比手势，从打造工具到涂抹艺术作品。这方面的能力，正是我们判断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
可是，要达到直立行走的需要，身体的配置颇为局促。很显然，一切只能“因地制宜”。就像旧城改造，添置不了什么新材料。原来的弓形腿需拉直，膝盖骨要更大，承受重压的脊柱则要改成防震的S型，头颈相连的部位也得调整，这样当我们站立时目光才会朝向正前方；心肺功能必须加强，以配合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加耗能的大脑；胃肠的比例则需做出缩减，才符合能效；相应的，骨盆必须变宽变扁变结实。如此，臀关节才能更好地撑起我们的上半身，而它附着的大块肌肉，也才可以稳定身躯，以及牵扯双腿运动。
表面上相当合理的改造，代价却堪称高昂。静脉曲张、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颈椎病、背痛等等，这些生理疾痛还算小事，最大的问题在于生育。重新配置的骨盆使得女性的产道变短变窄，原本轻而易举的生产，现在做起来却十分危险。为了应对这种窘境，人类不得不采用提前生产的方式，让骨骼、神经、器官都远未成熟的婴儿早早来到世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类都是不足月的早产儿。对此，历史学家赫拉利（Yuval N.Harari）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大多数哺乳动物生产就像从窑中取出一件上釉的陶器，而人类完全不同，我们出生之时，犹如火炉里一团熔化的玻璃。极其惊人的可塑性勉强帮助人类越过了生死线，可是就算这样，百万年间，死于分娩的母子仍然无计其数。
惟有群居，脆弱的个体才有依靠，这既是人类的起源，同时也是社会的起源。抚养、保护和教育，没有群体之间的合作，单一生命活下来的机会太渺茫。考古学家检视远古人类的骸骨也发现，一些患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活到了不小的岁数。显然，他们离不开别人的照料。事实上，为了社会生活，人体内部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化配置。通过身体情绪的细化，合作意识的强化，演化出社会交往的行为模式，进而促使群体发展出类似家庭那样的社会单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移情能力、正义感与羞耻心、道德意识以及语言，无一不是身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对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反之亦然。一个由“曲木”构成的社会，也决计造就不了笔直的人性。心理学家阿历克斯•乔丹（ Alex Jordan）就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他发现，当人们嗅到难闻的气味，看待道德问题的标准就会变得更严格。在回应社会议题时，刚刚洗手的人比不洗手的人更苛刻。如此奇怪的表现与大脑中一个叫岛叶（insula）的区域有关。岛叶位于大脑前部底层，属于皮质的一部分，原本是哺乳动物处理味觉信息的区域——鼻子和舌头获取的信息传到这里，动物靠它寻找正确的食物，远离危险的东西。然而人类对这个古老的食物审核中心进行了重新配置，赋予它新的任务。当我们觉得某人某事在道德上有疑问或瑕疵，行为上令人厌恶或反感，又或者看到不公正的现象，岛叶就会异常活跃。实际上很多社会情绪，包括羞耻、内疚、恶心、骄傲、补偿等等，都出自这一区域。
可见，身体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并不保证万事如意。在彼此的关系里，既有和谐，也不乏乖谬——关键因素乃是时间，如果从直立行走算起，直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处于狩猎-采集的生存状态长达数百万年，漫长的演化使得我们的身体与社会相对融洽。而人类步入农业社会的时间，最长不超过1.5万年，国家之类的社会结构6000年前才出现。至于对当代人类生活影响甚巨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则发生在几百年间。如此加速变动的社会，要身体在生理上，特别是基因层面上做出调整，实在太困难。
社会规模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漫长的狩猎-采集时期，社会多以血缘为纽带，人数少，规模小。同属一个社会的成员彼此熟悉，只要逃过野兽和外族的攻击，终其一生都与亲友相伴。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定居者的生活大不一样。粮食增加，营养单一；生育率上升，健康度下降；人口规模扩大，亲缘关系稀薄；社会更加复杂，身体与之的矛盾也愈发尖锐。有证据表明，农业社会的暴力程度远胜狩猎-采集社会，而工业社会的杀戮规模与动员水平更是有目共睹，难怪有人认为，所谓文明，其实就是一部身体与社会的冲突史。
那么，面对这样的冲突，身体如何调适？或者说，社会何以存在？老实说，迄今为止，没有标准答案。不过我认为，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Amotz Zahavi）提出的理论颇有启发性。这一见解应用广泛，故而名目繁多。有时它被称为累赘原理（Handicap Principle），也译作不利条件原理，或者昂贵信号假说（costly signalling hypothesis）。其实道理不复杂，概括起来就一句话：“风险越大，机会越多。”乍听起来，这话有些荒唐，但是现实世界为之提供了不少样本。
达尔文早在1871年发表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里就注意到，自然淘汰的机制与性选择的机制存在矛盾。譬如华丽的尾羽显然极大地增加了雄孔雀的生存风险，但是这个累赘之物在性选择的过程中却是一大优点——雌孔雀就爱它。动物学家还发现，雄狒狒也有类似的累赘行为，它们在危险的打斗中会随意搂住一只幼崽，单手与对手较量。南美卷尾猴的行为更加怪异，它们会把尖利的手指插进对方的眼眶，不管同伴如何痛苦，时间长达一小时。
累赘原理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之中，合作的收获有多大，背叛的风险就有多高。所以提前知晓合作对象的可靠程度，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非常重要。相较于那些代价便宜的合作信号，昂贵的合作信号更值得信任。便宜的信号很可能是伪装，因为随便一个个体都做得到。代价高昂的信号则不同，它需要发出信号的个体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因而更真实，更值得信赖。
显然，那些奢侈或炫耀、效率低下、充满危险与痛苦的身体行为都属于累赘行为，也是代价高昂的合作信号。动物使出它们，根本目的就在于测试社会联系的牢固程度。雌孔雀以此测试性关系，雄狒狒以此测试等级，卷尾猴以此测试同盟。
人类也是这么做的。在建立朋友关系、浪漫关系、同盟关系、商业关系等等社会联系时，判断一个同伴给出的承诺信息是否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对方施加一个高昂的代价，来评估对方“购买”这个代价的意愿。由于身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最常见的代价就是身体本身。古罗马的战士会彼此捏住对方的睾丸，来承诺对方不负生死，在公共法庭作证的男人则会抓住自己的睾丸发誓；即使有传染病菌的诸多危险，恋人之间仍旧坦然地深情长吻；匪徒用投名状的形式增强团伙的凝聚力，朋克则用文身的法子寻找彼此的认同；人们对身体的种种使用，总是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至于权力如何利用你我的身体来建构他们所欲求的社会，看看政治宣传画就明白了。
原标题《身体：必要的累赘》 文/西闪，独立作家，书评人。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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