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新闻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量化指标上。比如湖北公安县发红头文件向下摊派卷烟销售指标，村镇干部被迫当起了“推销员”；郑州卫生部门向各社区下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指标，无病的人无奈“被精神病”。此外，“结扎指标”、“破案指标”、“彩票指标”、“火化指标”……近年来，类似的“雷人”指标层出不穷。在这些指标的误导下，一个个闹剧轮番上演。（《新华网》，11月05日）
这些没有道理的指标，犹如一道道绳索套在基层干部的身上，再加上指标都与基层干部的报酬挂钩，就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剑走偏锋。应该说，一些事情出在下面，实际荒唐的却是一些滥下指标的上级。
各种雷人的指标层出不穷，而这往往又导致各种乱执法乱违法，死人火化指标催生出了“尸体倒卖”，破案指标间接导致冤假错案，精神病指标又形成了为人诟病的“被精神病”现象。数据统计者疲于奔命，有时不得不闭门造车，于是又造成数据“注水”，可信度大打折扣。
指标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完成指标仅仅是追求一个冷冰冰的数据，摊派这样的“懒方法”就足以能应付，这种舍本逐末的指标意义何在？一些上级为什么会滥下指标？这反映的是一些领导干部有着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数字的显绩，用数字来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了这样的一些不良作风，才把下指标看成是工作的唯一方法，也才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掺水分，让“雷人指标”害基层，害社会。
在我们的工作中，不是不要指标，而是需要靠实的，能够激励基层进步的指标。只在指标上做文章，罔顾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现实问题与数据“两张皮”，我们的工作可能有失全面、客观，甚至顾此失彼、以偏概全，就是脱离实际，违背了下指标的本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文/ 刘星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