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过一个话剧叫《喜剧的忧伤》，我拍了61场，调整了61场，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但是我一定要变。
——陈道明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第一次看陈道明的作品，是《围城》，一个长衫书生晃晃悠悠地从小树林里踱出来，心想，这不就是一个中国书生嘛。那是1990年，我才大学毕业，陈道明35岁。
后来，看《康熙大帝》，看《喜剧的忧伤》，看《归来》，看这个人在喧嚣的娱乐界干净地行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6月19日，上海水舍酒店，在世界著名剃须刀品牌德国博朗组织的一场对话沙龙上，第一次与这位心目中的美男子见面，聊职业，聊女儿，聊“不将就”。陈道明出身文化世家，他的姥爷当年与李叔同一起赴日本留学，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影视界，他以学养深厚和多才多艺著称——幸好他不理财经，我们总算有了“差异化空间”。
陈道明比我想象中的要亲和得多，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和对话人，声音好听，善思敏辩。对于文化，他有更强的忧患感；对于家庭，他无比呵护；对于生活，他更好奇；对于职业，他比我要乐观得多。自《归来》以后，陈道明已经有一年半没有接戏，用他的话说，我在寻找一种与观众对话的新方式。
顺便说一下，他居然也知道TFboys！
跟陈道明的对话，充满了细节，这是所有行业的顶尖高手最迷人的地方，道理万千，不如细节一个。
吴晓波：我女儿每年都会给我送礼物，有一年送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爸爸，请不要抽烟了”，我很感动，放在书桌的一边，继续抽烟。
陈道明：我对女儿的教育方法是“放养”。她13岁就去英国读书，早早独立，我脾气不好，幸好女儿继承了她妈妈的优点。我希望她第一身体好，第二要快乐，第三尽量有所成，但更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凡人，是正常人，正常人做正常事，至于命运是否承载那么多伟大，就交给命运吧。
吴晓波：首先，这句话其实是我女儿18岁的时候，我写给她的一篇文章。她初中毕业就到温哥华读书，后来跟我说她想学音乐，就退学了，到上海读了两年音乐。从安稳的角度说，女儿在温哥华读完以后可以去读排名前三的大学，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她愿意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和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将就”，因此我写这篇文章，也表示非常支持她的做法。
同时这句话可能是写给我自己的。过了40岁以后，人对事业和财富的追求，已经没有太大动力。但是我想留点东西下来，我希望三年八年以后还有人读我的文章，或者在某一个领域能作为一个被引用的知识点，对我而言这很重要。所以40岁以后，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生活与这句话慢慢磨合。
陈道明：我觉得“不将就”应该就是认真，各行各业想要做成事，做出成绩，都是认真的结果。但是在演员这行，认真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解释——矫情，因为你过度认真，对剧本、对环境、对服装、对镜头过于认真就会很麻烦。因为电视剧或者电影是群体劳动，它有客观的成本问题，因而我们经常会不得不放弃认真。
吴晓波：如果你觉得某个镜头的眼神表达得不对呢？
陈道明：所以我不太回看自己拍过的东西，拍戏时也不爱看监视器，导演觉得合适就OK。因为我一旦看了会有很多不满意，甚至要求全部重拍。当然自己拍摄过程中感觉可以有别的表达方式的时候，也会和导演沟通，希望再演一遍，再送一条。
吴晓波：导演不是说又费成本了吗？
陈道明：导演挺喜欢的。如果一个镜头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剪辑时就可以有更多选择，更多手段。所以我们这行往往是认真的地方不是很如愿。有时候如愿意味着成本，所以有些东西必须放弃。
吴晓波：其实我们写作时也有相似的感受，文本可以无穷尽地延伸，如果采访100个人，我能做到，采访12个人，我也能做到。有时完全不采访任何人和采访十几个人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你采访一百个人和采访十几个人可能只差了几个小细节。不过你比我们难，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的战斗，但演员对应的摄像，灯光都很关键，因此要考虑整体的成本协调。话剧会不会好一点？
陈道明：我演过一个话剧叫《喜剧的忧伤》，我拍了61场，调整了61场，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不好，但是我一定要变，因为话剧唯一给我的空间就可以不断地进行创造，我调整的是我自己。
吴晓波：对方如果不适应呢？
陈道明：不会，你必须把肩膀舒舒服服地给别人，这是艺德问题。你在自己的田地里种粮食可以有调整、变化，但是戏剧的节奏、两个人之间的节奏必须要保持队形往前走，所以话剧要比影视这一块好许多，尤其作为演员。
吴晓波：今天的世界和30年前最大的区别在哪里？30年前所有人喜欢同一个演员，看同样的电影，玩同样的游戏，就是大众时代。但是今天吴亦凡是一个圈层，陈道明是一个圈层，一刀切下去，互不关系，这就是圈层时代。20年前说起小虎队，谁都知道，但今天我讲到TFboys，只有一些年轻人才知道，就好像他们那群人有暗号，自己形成一个语言体系。我觉得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消费迭代的结果。
陈道明：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有“穿代”（穿越世代）的效应，甚至是穿越种族、穿越世界，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哪怕它是一个写幼儿园的事，或者是写一个老年人的事，它都是有穿透力的。
吴晓波：《阿甘正传》与《肖生克的救赎》是同年拍摄的作品，当年《阿甘正传》获得各种好评，捧回无数奖，而《肖生克的救赎》却在票房上颇受冷遇，但是这两部片子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最后，时间会说话。
陈道明：如果我们把五色水分得太清，是不是也属于文化的悖论？文化的共性还有没有？所谓的好的标准还有没有？它的穿代能力还有没有？我觉得尽管我们可能只能打透三层水，但凡是能尽力的，我们还是应该尽力拓展作品观众层。
我们的观众跟我们走，你们的观众跟你们走——我认为这不是做我们演员这行应该想的。如此这般年龄了，我还希望18岁、88岁都喜欢我，就算不可能，也不代表我不去努力。尽管年龄不在，但是不定哪个东西就能够勾连上？能够让他们产生人性沟通的疼痛也好，柔软也好，温暖也好，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努力的。
当然这是一个梦想，也是一个理想，确实很难。一个60岁的演员想俘获20岁的观众，有没有可能？可能只有我女儿一个人会成为我的20岁粉丝，但是不代表我的作品就压根不给你们看。比如说《归来》，按说应该给我们这代人看，甚至是我们之上的人看。但是我想不是，我们的梦想还是想老中青三代都能够把它当过去我们民族的历史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的。我们做这行的，可能野心比较大，我们尽量努力。我想这也是一种“不将就”的态度吧。
陈道明：跟博朗合作这么多年，如果简单扣题的话，它的产品质量不将就。整个活动我不想说，因为我觉得博朗的产品不用你过多说，这个产品必须使用以后才有发言权。首先我是从这个团队来说，博朗的这个团队在跟我的交往、交流中，执行一件事情当中，他们的态度其实就是产品的态度，就是不将就的一种工作态度。他们在宣传及广告这种很虚无的内容都如此这般，一个具体的工业产品的时候，我相信就没有理由不认真，也没有理由去将就一件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它的进步余地按说不大，就是很难进步，所以你微小的进步可能就是对产品巨大的进步，我觉得博朗这一点是做到了，它的产品态度是很好的。
吴晓波：全世界所有民族里面最不将就的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日本人，他们做的产品都很精端。我前两天去日本，随意地说了句“中国的保温杯不好”，第二天日本导游就给我一个保温杯。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这个保温杯公司竟然有82年历史。我去过瑞士钟表公司参观，他们也是百年专注于一件事。但是中国人不相信这件事，我们相信价廉物美。我长期在制造业行走，对这种习性非常了解，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走不下去了。
但是全世界一直有一部分消费者愿意用较高的价格享受服务——中产阶级。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对品质的爱好已经替代功能了。可能一般人认为，买剃须刀把胡须剃干净就可以了，只要东西便宜，我愿意花费时间，因为我的时间是不值钱的，但是中产阶级愿意为品质买单。第二，中产阶级愿意为好的性能买单。中国早期的有钱人，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些人是草莽的，忙着赚钱，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对的”。但是新一代的消费者有知识，当这批人有了财富之后，真正“不将就”的年代在中国才可以到来。我们对品质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产品才会越来越好。
陈道明：其实上海原来有一个阶层，叫做“老克拉”，就是不将就的，甚至在最苦的时候吃窝头都用西餐刀切。我觉得这种“将就”和“不将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生活态度的选择下去执行你自己的生活内容。
刚才晓波说的82年的保温杯让我想到，中国为什么很难有百年老店。可能别国的这些百年老店，赚了钱是继续琢磨自己想做的产品，但是中国企业本来可以在某领域一步一步做得更好，但是他觉得这个赚钱太慢了，于是就跑去做房地产了。企业其实不在于大小，而在追求利润之上，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追求产品、质量。外国有很多小店面，一问很多都是百年以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也是一种不将就。
吴晓波：我认为现在年轻的80、90后必须要学会专业化，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开荒纪”，你跑进一块没被开垦过的地，稍微弄点就是400斤的亩产量，但如果再提升就很难，于是很多人就跑去别处了。但现在，能开荒的地都开得差不多了，你应该找一块地，从400斤亩产变成800斤亩产，专注在很小的领域里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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