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的那一块大屏幕，其实是显微镜，尽露不同地方文化生态的本相。
为了拍江南纺织业没落的故事，杭州的纪录片导演单佐龙三年都在一个纺织家庭过年，犹如第二个儿子；台湾导演詹京霖把大陆导演贾樟柯“电影记录社会”的阐释，当做自己继续拍电影的动力；从小跟老人一起长大的香港导演赖恩慈，必须跟拆迁队斗快，才能留下菜园村最后的影像；从缅甸到台湾地区留学的赵徳胤，通过互联网选拔演员，筹组团队，奋力在台湾电影圈闯出一片天，记录家乡故事的《冰毒》代表台湾参赛竞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信奉电影应该走进生活的甘肃青年李睿珺，却只能在自己村子里挑选和训练演员，但村民表演出众，最后竟走上红地毯，夺取影帝，这几乎让整个西北地区都知道了——独立电影是一件很酷的事。
（《天注定》【英语：A Touch Of Sin】是一部2013年贾樟柯编剧、导演的中国电影，由姜武、王宝强、赵涛和罗蓝山主演，获得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香港一年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电影节，上映世界各地上百部新片，还有专门推独立电影院线公映的发行商，只要有人看，你也可以发起自己的电影节；但香港电影却日渐萧条，邵氏片场成了一级文物，电影工业创意枯竭，人才外流，无以为继，政府号称推动电影发展，其实只是拨点预算，修多几间电影院，愚弄百姓，敷衍塞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邵氏片场系影视名人聚脚地。）
相对照，澳门政府的电影补助可谓相当充裕，但是，在澳门要看伍迪·艾伦的片子，都要特意跑去氹仔，还要出门趁早，否则一不留神就已下线。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文化单一，观众零落。徐欣羡为了学电影，先去台湾再到香港，拍澳门同志生活的纪录片，没人敢出镜，最后只好自己上。
在北京，酷儿影展被官方勒令停办，一班年轻人就改在火车上用电脑集体观影，流动的电影节，荒诞，魔幻，像部电影。另一边厢，单佐龙坚决不妥协，坚持电影应该大荧幕放映，宁愿亲手停掉已有国际知名度的杭州亚洲青年影展，也不愿走到地下——哪怕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也要办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影展，这已经变成他的信仰。
相比起来，台湾电影没有什么题材的审查，也有很多放映的活动和空间，而电影人比起港澳，更容易得到电影辅导金，制作自己的第一部片子。可是拍片门槛变低，电影梦容易实现，但却少了“想”说的话，也就是“非拍不可”的动力。台湾导演徐汉强感叹，台湾社会其实还存在大量不公不义，但相对其他地方还在努力说出不让说的话，好像很多东西都变得理所当然，大家都变得不那么认真。在詹京霖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只在岛内看事情，缺乏国际视野。台湾，好像一个很舒服的乡下。”
有些地方，独立电影成了被说滥了的标签；在另一些地方，却犹如禁果飘香。
詹京霖活跃在台北社运现场，却十分在乎“电影是不是工具”这件事，他独自思考着，问很多形而上的问题，比如看电影的目的是什么？电影在现场要是不见了，那放映的意义是什么？他甚至对社运的目的与手段有所顾忌，你采取的手段所代表的意义，跟反对的对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社会关怀和艺术创作的关系微妙，相连又相斥，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也就是独立创作的独特之处。这样的认知过程，也在香港导演卢镇业身上应验。
女性视野更直观直觉，处理社会题材也相对更细腻自然。女导演黄骥自己由留守儿童长大，用电影告诉世人，留守儿童和农村女性孤独的生活世界，但她希望从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看人。她认为：“中国的独立电影都在表现丑的部分，外人看的时候已经不想看了，觉得它跟自己没关系。但如果它是美的呢？美的东西被破坏很可惜，对吧？”拍女性三部曲，黄骥是希望能尽自力去帮助农村的留守女性，尤其是她们的心理问题。
独立电影也是观念先锋的倡议者和践行者。在大陆同志导演范坡坡看来，有想说的、一定要说的话，同时容得下争论，这两者对独立电影工作者同样重要，否则，独立只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擅长以电玩游戏语言创作电影的徐汉强，非常羡慕欧美公共电视已担当时代的先锋，做起行动艺术实况节目，他自己创办的魔兽机造影片频道AFK，已有近二千万点击，希望不依靠传统媒体的自媒体的创作形态。
至少，独立电影保留了一小块空间，还原电影作为艺术。张爱玲在忆述二战时期香港生活的文章《烬馀录》里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
捕捉“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正是电影艺术的动人之处，无论对导演还是观众，那种审美的冲击，始终是无可取代放在第一位的，总有言语无法表达的满足感。与此同时，独立电影记录复杂而多层的社会，有着宽阔而宽容的人道主义。就如范坡坡所说：一个五彩斑斓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每个人有不同的梦想。电影，也是这样的梦想水晶球。
（“中国酷儿独立影像”的纪录片导演范坡坡[中间]，范坡坡是一位很年轻的电影工作者，200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曾参与组织北京同性恋文化节、电影节，著有《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一书。）
有这样一批华语青年导演，愿意为独立电影付出青春和汗水，证明了电影的诱惑力。原本因低成本而享有不受商业干扰的创作自由，而如今在华语社会，独立电影已变为在社会的大洪流里，不解风情的自留地，倾听细语，对抗冷漠。
“当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也是张爱玲的句子。未来的路难走，但愿青春总有资本去对抗残酷的时间，并在残酷面前保持卑微，哀矜勿喜。
（《蜜糖不坏：华语80后导演访谈》推荐序，原标题为《倾听细语，哀矜勿喜》）
文/柴子文，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先后供职于《南方周末》、《亚洲周刊》等媒体。现供职于香港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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