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小兵：莫言给北京孔庙题匾，谁之过？

（侯小兵/文）

任重指出：“北京孔庙继上次在十三经碑林搞外国时装展后，这次又在大厅门上悬挂莫言题写的牌匾，令人吃惊。不仅题书错向，而且僭制龙匾，书者毫无自知之明，主事者极为无知。一个写小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尊崇至此，实在是因为中国的文明主体性还没有挺立起来”。对任重此论，支持者不少，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是小题大作。

请名人题写匾额是中国传统，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莫言，自然算得上名人，为人题写匾额也实属正常。但这次之所以引起争议风波，问题出在匾额的书写方式和其悬挂的地方。

中国传统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建国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一般都采取了从左到右横排的方式，而书法作品的书写、碑匾的制作则基本仍沿袭从右到左的传统。当然，从左到右书写的匾额如今在民间并不少见，但这种书写方式在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通常不被接受，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悬挂一块从左到右书写的匾额，便难免会引来讥讽和嘲笑。身为作家的莫言不应该不知道这样的规矩，或者，他是出于“从俗”的考虑而题写了这样一块匾额，但却未免与文化意蕴深厚的孔庙格格不入。能为中国文化圣殿孔庙题写匾额本来是极高荣誉，但以如此“没文化”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就不但没有光荣可言，而只能得来许多的“不虞之毁”了。

莫言题匾引起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匾额悬挂的地方是孔庙。批评者质疑在孔庙这样具有神圣性的文化重地请一位作家题匾，是否合适？“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错出在莫言，但更应怪找他写的人。写《红高粱》的人与给孔庙题匾的，本就是不同的人。即使题匾的地方不是孔庙，也错了。但因为是孔庙，就错大了。”陈明认为，这次的题匾事件，其实暴露了孔庙管理者的不合格。“孔庙管理处的人首先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传统的守护者，文化的托命人。有了这种定位和自觉，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应该就虽不中亦不远了。从这件事看，他们的出发点也许不错，但效果显然并不太好。”

陈明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儒家学者的看法，如另一位“大陆新儒家”重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曾亦教授也认为，孔庙题匾当然应该用传统的写法，并感慨莫言的题法就像时下很多文化界名人不懂繁体字一样。中国儒教网主编慕朵生则进一步指出：“出现失误事小，撤掉即可。板子也不能全打在他身上，这是中华文化现状的一个真实写照。关键是，如何改变孔庙‘博物馆化’境遇，使其变成由儒林管理和使用，同时兼具祭祀孔圣、礼乐教化、经典教学的功能，变成活孔庙。”

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国人日渐富裕，但富裕后的国人文化素养却令人堪忧，媒体报道的出境旅游的中国人很多粗俗行为无不折射出整个社会因缺乏文化素养而导致的粗鄙化。孔子的学生曾问他百姓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孔子回答“教之”，也就是说在物质生活提高后，应该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因此，笔者认为，整个社会都应多一点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而莫言这样的文化名人和北京孔庙管理处这样的文化管理机构更应闻善则从，作大众的表率，而不是成为缺乏文化意识的被批评对象。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经过百年的反传统潮流，国人对孔庙的文化意义已变得很淡漠甚至陌生了。孔庙在中国，历来承载着社会的主流信仰和核心文化价值，受到整个社会的礼敬，显示着文明的庄严。历代政府在孔庙祭祀孔子，甚至君主都要亲临祭祀，以表明国家的政治权力因尊崇文化、践行文教而获得其合法性。知识阶层以孔庙为其信仰中心，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承担政治、社会责任的行动。普通民众则以此信仰中心所传递的价值作为生活的准则。

正因于孔庙如此特殊的地位，去年2月23日，由郭齐勇、张新民、蒋庆、陈昭瑛、陈明、康晓光、姚中秋、曾亦、丁耘、唐文明、柯小刚等当代“大陆新儒家”学者领衔发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的海内外七十位学者联署的《优化孔庙文化功能，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关于孔庙使用和保护问题的建议书》公开发表。建议书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对孔庙的保护力度，重建和新建一批孔庙。第二，改进和优化孔庙文化功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教化作用。第三，改进孔庙管理机制，杜绝对孔庙的商业化开发和利用，实行孔庙免费开放。

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1949年以来，孔子从未受过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此之高的礼遇，以至有人认为中国尊孔崇儒的时代，再次来临。既然中国政府复兴传统文化的决心已定，那么恢复孔庙的文化功能自然是题中之义。因此，在孔庙这样的地方题匾就不能草率为之，而应本着对文化的敬畏慎之又慎。管理者固然不应追风从俗，题写者也应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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