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报纸上，“广州区伯”是一个专用名词，特指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区少坤。刚过60岁的他，过去8年里，时常在公车出没的地方“捉”公车私用，电话报警或报告市纪委。因此，区伯受人赞扬，也遭到鄙夷。
在过去两年里，区伯因为公车监督，卷入各种类型的纠纷。有的是司机对他的暴力回击，比如向他吐口水或故意拿车碰他；有的是针对区伯的生存基础进行攻击，比如说他骗吃低保。在微博和其他渠道，不知什么人成立“反区伯联盟”，贬抑他的一切。
面对这些，区伯体现了顽强“斗争”的韧劲。他与公车司机撕扯，追着人家拍照片，然后放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传播；他与攻击者当面对峙，用粤语高声讲理。对于卷入与他人或政府部门的缠斗，区伯没有丝毫畏惧。
监督公车是区伯的常规活动。区伯在广州的名气很大。避免被区伯撞见，已经成了一些人不言而喻的心态。今年中秋节前，区伯在广州市委附近马路上，盯住从市委后门出来的车辆，目睹礼物交接的过程。司机发现被区伯监督，弃车奔逃。此事而后得以澄清为“私车私用”，“在工作单位接受私人的东西”，当事人被要求深刻反思。
区伯能达到今天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与广州市民社会的特质大有关系。在区伯之前，从来不缺对行政事务采取行动的广州市民。他们中有举牌要求地铁公司放弃奢华装修的高中生，有批评垃圾处理政策的家庭主妇，有要求删减夜间亮化工程支出的专业人士。
区伯与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不满足于口头上说，而是直接采取走上街头的行动，给广州市政府施加压力。重要的是，广州行政单位至少在形式上不排斥这些市民的行动，多数情况下会与之互动，如收下市民送来表达讽刺的鸭梨，愿意敞开接访流程等。
广州媒体在促成区伯们与市政单位互动方面发挥了作用。媒体本着务实的态度报道区伯们的举动，也平衡地展现行政部门的说法，敦促两下寻求市民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无论外界对区伯怎么看，比如说他出风头、博名利，至少媒体对区伯很支持。
老实讲，不光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反对者跟住区伯叫骂，就连政府部门的人私下也很厌烦他。尤其是，区伯有时会越过公车监督的范围，进入到另一些公共事件中。例如他声援因揭露份子钱黑幕被炒掉的的士司机。
区伯的所有行动都是自发的，没有超出政府的规定。相反，广州市纪委多次表示，欢迎市民群众监督公车使用管理，但只有区伯全力响应了号召，迎上风头浪尖，去做“社会监督的一分子”。换句话说，广州人特别容易与政府较真。
广州在外享有包容与开放的盛名。这些年来，广州本土认同的趋势有所提高，讲着白话粤语的本地人声称，“爱广州”的紧迫感强过从前。有意思的是，广州本土凝聚力的提升，并没有产生排外的结果，反而齐齐指向行政机构，内化成“爱护广州”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区伯站出来监督公车，就成为一个爱广州的“活标签”。这也意味着，与区伯互动的行政人员，如果不参与到“爱广州”的过程中，就会受到“不爱广州”的口诛笔伐。区伯站在了一个官民共治的道德制高点上，这是他的“护身符”。
区伯在广州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亮相时，正逢社交媒体的上升期。区伯对微博的使用，技术娴熟，理念先进。微博相当于技术时代的“加持工具”，等于给区伯“赋权”，这也是他比其他站出来的人站得更久的原因之一。
广州的外省人中，也有对区伯冷漠评价的，所言无外乎“没事找事”等。而骂区伯骂得最凶的基本上是操白话的本地人，这就变相促成区伯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那就是在公共事务上的激越奋进，惟此才能抵抗私怨相加于他的恶毒。
一直有人在探寻区伯的行事动机，试图将他拉下公共大讲坛。这样做，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区伯的行动，都在行政许可的框架下。他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将那么多行政规定从“沉睡”中唤醒，而许多人一开始就放弃了这样做，甚至懒得试探，只因他们自认为那样做是没用的。在克服恐惧与展现勇气方面，区伯终究是这些人无法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