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太悲哀的毕福剑事件

毕福剑饭桌视频传上网络之后，引起了一阵舆论波澜，根源是他对已故毛老先生的批评话语。有媒体称之为“不雅视频”，我以为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些媒体所谓“不雅”的定义是什么。

当然，不同立场可以就毕福剑的话语有不同观点，比如崇拜已故毛老先生的人可以认为其大逆不道，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但我想，视频跟“不雅”总沾不上，只应该属于是否、对错的范畴。

不过，即使讨论毕福剑话语的是否、对错，实在也是意义不大。一个人的话语如果切割其某时某地的片段，那是很容易误导人的，未必就反映了这个人总体的、一贯的思想立场。一个很善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恶的人。一个很恶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善的人。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真话的人。一个向来诚实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谎话的人。

比如仅就毕福剑所服务的央视来说，其中一些被树立以关心民众、敢说真话的好汉或女汉子，其实不过就是经过切割而形成的形象，他（她）们向来的言行可能完全相反。这还是从公开的言论而言，如果从私下的言论切割，那就更是会乾坤颠倒。所以，被切割者并非就一定是他自身，如果说他有罪孽，实际上罪孽是在切割者身上。如果说毕福剑有什么罪孽，这罪孽并非在毕福剑，而在于拍摄并将视频传送到网络上的那个人。

拍摄酒桌上的毕福剑并把视频上传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网络上有猜测、传言，但现在毕竟还不能确证。假设这是一个孩童，甚至是年龄略长了的幼稚青年，我以为可以原谅，尽管这种做法实在害人不浅。但如果是一个有经历的成年人，那就只能认为他是躲在酒店包房阴暗角落里，做了一件很下作的事情。

为什么呢？既然有经历，就应该懂得毕福剑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将他被切割了的话语传播出来，可能严重伤害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从高处说，从低处说，首先，既然一起喝酒，那就是朋友，即使酒肉朋友也应该互相爱护；其次，即使连酒肉朋友也不愿意承认，但毕福剑总还是一个人，要尊重他私下活动时候的权利，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互相尊重。

（《窃听风云2》电影剧照）

中国有揭隐私、告密的传统，皇朝时期以明、清两朝最盛，到当代则更形恶化。当代曾有一个鼓励普遍“揭发”的阶段，朋友、同事之间要互相揭发，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也要互相揭发，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而形成的风气之盛更是透入骨髓。

正因为如此，“文革”后并不绝迹，在一些人来说，揭隐私、告密属于了本能。三十年前曾见过一对小夫妻离婚，互相都跑到对方的单位去告密，揭发对方曾经在家里说过单位领导、同事什么坏话，说过什么“反动”话，等等，最终两个人离婚后也都不能在单位有面子地继续呆下去了，一个只好辞职，一个只好想办法调换单位。

也曾见过一个大学教师，给我感觉实在鬼祟，凭经验忠告做系领导的朋友，此人会告密，不可使用，朋友不信，认为此人只是迂腐且呆，是个老实人而已，结果数年后为了职称矛盾，这个教师竟然翻出多年工作手册把所有同事都给告了，他详细记录了在某日某时某场合，某人说了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在场，等等，把一个系上上下下搅得恐慌不堪，当然，引起民愤的这个教师也被大家齐心挤出了单位。

揭隐私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告密的危害在于，即使所告为事实，并非伪造，但这一事实并非等于全部事实。抓住一根鸡毛，可以被误解为是凤凰，盯住屁股则凤凰可以说成是鸡。更要紧在于，人的言行并非是一贯、统一的，尤其在私下交往或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合时，任何人说话都不会讲究严谨、完整，甚至很多人本来就是矛盾地生存着，告密风气会逼迫人们时刻要伪装自己，或者不得不要设法消除自己的矛盾性格，然而这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无法做到的，试图做到只能是准备成为精神病或去自杀，因此，当要防备随时、随处不在的告密，除了恐惧就不会有其它。于是，在这个社会里，恐惧就会无时无处不在。

就进行政治批评的话语而言，诚然每个公民都有进行自由批评的理论权利，但是，现实的生态并非如此。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批评生态有其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是经验把握的，或者可以称之为潜规则。比如一个小范围的封闭会议，言论有被记录和不被记录之分，当没有进行记录时候往往不讲究话语的精致性，“现在开始记录啦”，话语就开始讲究精致性，因为记录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而被范围之外的人看到。比如有家庭、朋友等私下批评，跟单位、会议等场合进行批评的差别。比如有日常口语、书面语言和正式发表在媒体的话语区别。比如有会议内和会议外的话语区别。比如有局限于一定范围内，跟要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的区别。比如有法定保密跟非法定保密的区别。等等。这些规则在整个国家运行着，权力的最高层有其规则，普通百姓有其规则。无论是泄密，还是告密，都是对规则的破坏。

揭隐私、告密风气除了破坏规则外，更是破坏了社会交往中的“礼”。礼是区别人前、人后的道德原则。比如民国时候，农民可以一边种地一边聊天说“蒋光头”如何如何，但不等于农民到了县长面前就称“蒋总统”，而认为农民虚伪、不道德，恰恰相反，农民种地聊天时称“蒋光头”，到县长面前则称“蒋总统”，是符合于礼的。比如革命党人背后称“孙大炮”，但到了孙文跟前就称“中山先生”，这也是礼。

反过来，县长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道农民叫“蒋光头”，但不能去把农民拉到县衙，训斥他们为什么不叫“蒋总统”，这是县长要遵守的礼。孙文也不能见到追随者就恼怒：“你背后竟然骂我‘孙大炮’？”揭隐私、告密等于跑来一个第三者，比如有个人指着农民对县长说：“他昨天种地时骂‘蒋光头’。”或者有个第三者跟孙文耳语：“这个党人前几天跟人喝酒时，不叫你‘中山先生’，叫你‘孙大炮’。”当礼破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然要非常化了。

（漫画：因深陷视频风波，老毕节目停播4天。CFP供图）

毕福剑饭桌视屏传上网络，具有以往揭隐私、告密风气的特征，然而其社会恐惧性远不至此，它也许预示着一轮日行严重的使用新技术的揭隐私、告密浪潮将会来到。

还是三十年前时候，我就知道了有四个青年要出国苦于没钱，就办个饭店，使用秘密录像手段抓食客把柄，然后迫使他们不断来公款消费，赚够钱后一起出国读书去了。那时候我没有在意，觉得这种事情反正跟我无关。当二十年前市场上刚出现录音笔时候，我一个下属忽然悄悄跟我演示他买的一支录音笔，由于我从事侦查工作时，曾经为了解决几个特殊案件而申请使用过秘密侦查手段，所以特别敏感，当即令我大惊，严厉训斥他不可以玩弄这种玩意。他说某某实在是太坏了，老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得给他录下来。我跟他说，某某确实不好，但不能因为他不好，你就做下作的事情，男人做事情要正大光明，要像个男人。从那时，我就有一个忧虑，感觉这种本应该属于记者、秘密侦查、特工等特殊职业使用的工具，将会成为民间社会的灾难。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听到了一些官场、商场使用技术手段互相对付的故事，但由于不可能跟我发生关系，就只是感叹世道而已。前几年跟一个朋友聊天，忽然发现他在使用录音笔录音，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想，这种东西终于直接跟我发生关系了。不过，由于跟这个朋友一直聊的是学问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恐惧感。然而，有一次一帮朋友吃饭说笑，我发现一个退休官员竟然一直在录音，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原本我心里的概念，是认为喜欢这样应该是赶时髦的年轻人，但退休官员竟然会有这样癖好，当时就感觉酒杯里都是苍蝇，再也无法喝下。这时候，莫名的恐惧从内心升起，无法抹去。从此，跟朋友聊天特别是有陌生朋友在场的聊天，总有一种恐惧，要考虑是否会有录音甚至录像，因为，有或者没有，内心将是有或者没有自由。

这是太悲哀的事情。当在一个连基本的礼也败坏，人与人的尊重淡薄，揭隐私、告密的风气吹拂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却可能提供无处不在的支持时，其强大的能力就令个人太渺小了。社会进步所艰难争取到了的一点自由，可能将被不断新出的技术挤压，成为坟头随风飘去的一张薄薄黄纸。

作者：顾则徐，1962年，上海市人，独立学者，已经出版著作：《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服装是性的》《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梁启超哲言录——给觉醒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