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体育界的天王级人物，刘翔的退役，无论是规格还是仪式感，简直是我见过最凄凉的，尤其相比较姚明的电视直播与李娜的彩妆娱乐明星秀。
（资料图：2004年8月27日，中国选手刘翔在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比赛中夺得金牌。）
时间退回到2004年的夏天，当我们一群中国记者挤在雅典新闻中心的大屏幕前面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为一个红色的身影而欢呼，我们完全遗忘了自己新闻记者的身份，也不管不顾外国记者那些翻着白眼的表情——再职业的记者训练，再清醒的自由主义，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爱国心”的教育，还是在这一刻爆发。
岂止是我们，整个中国都似乎爆发了这种“爱国主义”，以至于当2009年，香港一个娱乐圈的主持人在节目之中开了个和刘翔有关的玩笑时，成千上万恶意的攻击涌向这位以搞笑出身的明星。
《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在一篇叫做《中国愤青》的报道之中描述过一位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作者注：类似于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里面也引用了早期互联网思想家之一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预测：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民族主义没有生存空间。他写道“随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与这种预测不一样了。 ”
正是因为中国处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正处于飞速的发展之中，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树立自己的新形象，而体育无疑将是塑造这种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当中十分有效而且迅速的——某种程度上，在体育人身上爆发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国家制造”。
《体育画报》有过一篇著名的特稿《歧途》：讲述一个东德体育运动员从小被教练喂合成类固醇（激素）的经历，拿到金牌，却带来一生痛苦，最后只好改变性别，隐姓埋名度过余生，那是一篇有关人性、荣誉、欺骗、反体育精神以及体育精神的特稿。
（资料图：2008年8月18日，刘翔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第一轮比赛中，因伤退出比赛。）
而在前《体育画报》记者关军的笔下，“（2008年）8月18日上午11点40分，在电视机前，吉粉花痛哭失声，几近崩溃，当晚就被送回上海。遗憾的是，即使刘翔的北京奥运已经结束，吉粉花还是不能在这座城市见儿子一面。”
“一个无法让母亲体会到自己是母亲的故事，无论如何不值得传颂”。仿佛这位“国家的儿子”带着“全国母亲”的意志，去击败世界诸强，扬我国威，显我大中华。这当中牵涉到的国家意志与个人生活，举国体育体制对体育人的成就与伤害。在这位见不到自己儿子的母亲身上显露无疑。
也许，我们并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在把刘翔制造成为“国家级偶像”以及随后而来的幻象破灭，又几乎视其为“国家公敌”的行为，不仅仅是让刘翔个人不能承受之重，更是暴露了我们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骨肉皮的真相。
我们是如此地想证明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纳税人的钱，举全国之力于一身，为多年后的奥运金牌制定计划，层层落实从小培养；我们是如此地渴望在国际的舞台上听到喝彩，以至于我们突击着一些毫无群众基础的冷门项目，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进入体校，荒了青春废了身体成为过早死去的举重冠军；我们如此想摆脱外国侵略、割地赔款的“东亚病夫”形象，以至于我们用力过猛地把它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家主义。
人们常说，人越是对自身的境遇不满，越需要从外部寻找慰籍。越是自己缺乏尊严，才会越是把抽象的尊严看作唯一的精神寄托。
而刘翔最终的悲哀其实是我们自己意淫破灭的悲哀，我们是如此跃跃欲试地把个人遭受所有不公平待遇的反抗加诸在这一个人身上，以至于换来了难以意料的果报。
翻出来刘翔“栽了”之前我写过的一篇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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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在某一个瞬间，不用动员，人们齐刷刷地站起来⋯⋯刘翔出场了——咔嚓嚓嚓，刘翔走了两步——咔嚓嚓嚓，刘翔换衣服——咔嚓嚓嚓，震耳欲聋的掌声、喝彩声、尖叫声，甚至是全场排山倒海似的人浪，一波又一波，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手里的东西，瞬间HIGH到极点。
他们用这种方式尽情向自己心中的偶像倾泻着无法言喻的倾慕。席勒说，游戏的本质是忘我。没错，这里所有的人都将自己的心交给了一个根本不认识他们的人。也许参与的每个人同时还忘记了，他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原本只是因为要取悦于他们自己，而不是换来某个人的一下招手，一丝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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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记者生涯的见识，去过欧美若干次，采访过无数国际大赛，从未见识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奥运场馆会挤满爆棚，也从未遇到过有如此将几亿人期望放在某一个肩膀的先例。
刘翔自然不完全是悲剧，起码从媒体给他算出来的五亿身家和年轻貌美的娇妻看上去不是，只是那些必将如影随行的绰号、辱骂、嘲讽，那些阴谋论，两次“辜负”了许多人期望的大赛和曾经被人诟病的“演技”，大起大落的名声，所有这一切大众联合上演的狂欢和谢幕，这样的行为艺术才是是整个社会之悲剧。
但愿刘翔是最后一个刘翔罢。
作者：易小荷，著名记者，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前《南都周刊》主笔、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