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这三座城市之间做一个选择，以作为自己长期生活工作的根据地，你会如何选？
这个问题当年也困扰了国际对冲基金鼻祖罗杰斯（Jim Rogers）。当他决定移民亚洲的时候，也着实苦恼了半天。在罗杰斯看来，1819年开埠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都曾是东西方交汇之地，都曾期待发展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你追我赶的竞争之中，三城各有优势和劣势：新加坡空气清新、投资环境便利、英语通行，且有足够的普通话环境，却欠缺足够的自由；上海新兴发展，到处充满了刺激，最能满足移民的条件，可是软件的不足却成为最大的困难；香港集星沪之长，且香港人普通话和英语皆精，虽是不错的落脚点，但是城市居住空间窄小，以及时不时的空气污染却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罗杰斯最终选择了定居新加坡。在上海真正冒起之前，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就是亚洲“双城记”中的主角。两个城市背景相近，都接受过英国统治，都是典型的都市经济，但新加坡的面积和人口只相当于香港的三分之二。从上世纪50-70年代开始，制造业成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的龙头，并一直是新加坡经济重要增长点之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其《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中文版第4章以《绝处求生》为标题，描写了新加坡积极吸引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以建立新加坡制造业尤其高科技制造业的经验。在第4章引言中，李光耀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1985年新加坡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出口额排名中位列第11位，香港是第15位，差距不大；但到了1998年，新加坡跃居全球第5位，香港却跌出全球25名以外。今天，制造业已经占据新加坡GDP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达到29%之多；香港的却不足5%。
尽管新加坡制造业水平显著高于香港，但是新加坡政府并没有自满，反而将“忧患意识”作为国魂，居安思危，改革创新，明确提出将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方向和目标，投资135.5亿坡元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科学、互动与数码媒体、环境及水务科技三大支柱产业。仅以生物医药科学为例，新加坡从无到有，仅仅花了10年时间，从1997年只有18亿坡元的产值，成长到2005年的152亿坡元，预计到2015年底总产值更可突破250亿坡元，相当于新加坡GDP的14%，其鸿图大志可略见一斑。
此外，新加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是少有的实行强势行政主导模式的国家，对此李光耀就曾做过解释：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政治，政府必须廉洁高效，否则将难以在全球化的竞争时代生存。新加坡人的这种高度危机感，推动着他们不断完善行政主导体制。新加坡近年来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定位及出路，除倡议发展创新科技之外，还破禁开赌，振兴旅游业，藉以摆脱濒临山穷水尽的传统经济模式。根据新加坡政府的预计，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刺激下，访问新加坡的旅客人数将会由2005年的900万，倍增至2015年的1700万，直接旅游收益达到每年300亿坡元。
再看上海。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他们更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镜像中的双城，意味着互相看到自己，从经济领域来说，上海正拿香港作为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不管它承认与否，其终极的追求是要超过香港。在上海市的长远规划中，上海市政府便明确指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比起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还多了一个“经济中心”，可见上海的野心之大。难怪在一些国际重要人物的预期中，只是对上海赶上香港的时间表有差异，对于上海终将赶上的结果却没有异议，有的（如李光耀）更是坚信上海终将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呢？随着中国贸易、金融直接与世界接轨，中国内地市场直接向外资开放，香港过去传统意义上“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全球进入中国的跳板”角色受到挑战，香港以往的一些优势在弱化，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香港经济增长速度不如上海、深圳、广州，香港和内地沿海大城市整体经济水平差距在缩短；二是香港经济吸引力在下降，香港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不仅没有推动本地科技水平提升，而且外来直接投资最终多经香港流入内地；三是香港金融、物流、航运等传统支柱产业的优势地位，正面临着上海和新加坡等城市的强大竞争。此外，在理念上，大香港主义心态的抬头，正是香港今日出现下滑走势的思想基础。过去，香港对邻近地区一直有一种瞧不起的心态和优越感，一直视自己为龙头，为中心，殊不知自己并没有持久的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于是到了已经没有人讲龙头的今天，反而产生了被排挤的感觉。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反内地游客的民粹主义激进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但是香港的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和新加坡相比较，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天时”优势和中国内地庞大经济腹地的“地利”优势，而新加坡在缺乏经济腹地的天然缺陷之上，不仅继续面对传统对手马来西亚的竞争，而且开始承受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追赶；和上海相比较，香港作为大中华经济圈里的一个国际化大都会，拥有法制完善、效率快捷、信息自由、金融市场成熟、金融运作透明度高等软体优势，依然是吸引跨国公司在亚洲设立总部的首选和国内企业接触世界的平台跳板，而上海的发展则受到诸如国家宏观政策等外部条件的制约，知识管理、软件搭配以及市民的现代化素质等方面还有待培养和提高。
城市的发展和兴盛，其实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居于其间的人。在危机面前，只能选择勇敢地去面对，而非逃避和推脱责任。辱骂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增加矛盾。在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竞争面前，香港应该适时做出反思。
作者：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