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假期间，据说有多达45万中国游客赴日旅游，在当地购物花了近60亿元人民币。这大把撒钱的土豪劲儿令日本媒体哗然，又是赞叹又是害怕的。
“穷得只剩下钱了”原本是西方人用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句子，如今日人早已将之馈赠给了它的恶邦近邻——咱们又“豪”又“土”的土豪国人民。如今，国人愈加脸谱化的暴发户形象经常都在被我们刷新，对此我甚至都产生了几分视觉疲劳。
正巧一位读书的友人前段在日本购物兼旅游（当然不是去抢购日本马桶），于是和他聊了几句国人疯狂购物的话题。许是我言带讥讽、口无遮拦，激到了他，他竟有些愤怒地说：我爱怎么购物是我自己的权利！
这倒是让我无话可说。仔细一想，中国人的购物狂热近来越来越多地与“非理性消费”、“暴发户心态”、“铺张浪费”等等概念联系起来，像这位朋友一样把购物消费之举视为人民的一种“天赋权利”，却不是常听到的说法，但恐怕这种说法才抓住了国人疯狂购物的某些本质问题所在。
按理说，在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市场基础之上，选择权理应被尊重。我购物的权利为什么要被横加干涉阻碍呢？难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不应该被满足了吗？
（赴日购物的中国游客，据统计，2014年全年中国游客赴日人数比2013年增加了83%，达到240多万人，仅排在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后。CFP供图）
除去那些极少数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满世界买奢侈品的真土豪之外，大部分海外购物狂其实是如这篇文章的作者和大多数读者一样的社会中间阶层，俗称伪土豪。钱挣得并不多，操心的事情倒不少。
他们蜂拥至香港狂买进口奶粉，是因为那里的奶粉比国内安全；在海外狂买包包，无非是为了省几个钱多攒点奢侈品送领导；远赴日本、中国台湾做体检，那是因为国内的体检根本不配叫体检，价格还巨贵……列宁同志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们完全可以把这话套用过来，说“海外购物是国内购物的延伸”。要不是消费者在国内遇到这么多无解的“疑难杂症”，海外的购物狂热不会像今天这样无可控制。大把撒钱的症状表现于海外，但病根还深深扎在国内。
这可不就是之前我那位朋友说的“购物的权利”？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脚投票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是强调市场均衡吗？市场均衡的前提是市场中的每个消费者的选择权受到尊重。以这个逻辑推演之，中国消费者看似疯狂的购物，无非是履行了自己在市场中的天赋权利，长远来看，这对市场只会有利无害。因此，即使是最不可理喻的购物和消费行为也应该得到容忍与尊重。
以上见解看上去真的很有道理，却不幸遗漏了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消费者购物的选择权利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企业和商家联手构建出来的，当其他充要条件不具备时，它几乎就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购物的“权利”完全取决于你在市场上实际能选择哪些商品。即使说它称得上一种权利吧，那也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权利。
费边社的理论大师拉斯基在1920年代就批评过：“消费者几乎不采取行动来控制他们的环境……他们不表达自己的需求，只是等着商家来发现自己的需求，并且商家也只是在能盈利时才会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他认为消费者“在消费方面他们是缺乏公民意识的”。换言之，他们很难单方面伸张自己的所谓权利。
夹在庞大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消费者只能算是低矮的弱势群体。权利？他们也不是没有，但那几乎不太可能用购物去表达、用金钱去伸张。那种暧昧的权利近似于以赛亚·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或者用一个流行的词汇来代替——底线。底线告诉我们：作为市场中的个人，他理应感受到最基本的经济安全，拥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只有以此为前提，消费者们才敢放开手脚购物，才会无后顾之忧地购买本国商品。以我的浅见，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消费社会的存在前提。
稍稍回溯历史。那个发明了超级市场和大型购物中心、最好地诠释了“消费主义”的国度美利坚，在1920年代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商品消费最为活跃、购物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爵士乐、享乐主义、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物质欲望填满了那个被作家菲茨杰拉德成为“挥金如土，充满嘲讽”的时代。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为我们展现了豪宅中极尽奢华的盛宴场面。）
但不可以忽略的是，那一段时期美国也经历了社会福利思想的抬头，政府开始切实为公民生活提供保障。在当时的美国，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众的消费能力是提升社会进步的动力，而让民众放心消费、敢于购物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让他们感到生活有基本的保障。因此，那个福利和市场并重的时代也被称为“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
好的市场和好的福利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好的福利政策会让人油然产生出一种安全感。安全感是商品消费的基本前提。但今天，我们的社会现实对于这个常识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中国人满世界疯狂购物的原因不是源自对生活的安全感，而恰恰是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我们暂不要去说更“高大上”的所谓权利，单是洁净的空气、水和土地，无毒无害的食物，这些构成“安全感”的起码条件都是多么的遥不可及。于是，“买买买”成了我们唯一用来自我安慰的渠道。疯狂的购物乃是中国消费者之所以成为消费者的理由，但也造就了他们自身的悲剧：除了无止尽的消费，人们似乎已无所选择、无所庇护。
恰如社会学家波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这弥漫于社会每个角落的不安全感迫使人们纵身一跃，投入到一轮又一轮的消费狂澜之中。并且，时常感到这种不安情绪的，不仅仅是那些已被消费文化彻底“驯化”的中国消费者，还包括政府和企业。
一旦人们的消费陷于停滞，最先感到如坐针毡的自然是企业，因为它们的经济收益将直接受损。其次是政府，今天，消费的放缓与经济的停滞几乎成了同义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希望看到疲乏的商品消费和越来越不满的民众，“消费者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东西方世界的共识。“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直接被寄托在了人们消费的账单上，那张账单上写满了这个时代的欲望、不安和茫然；那种疯狂的购物，也并非权利的表达，它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自欺与脆弱。
念及此，我决定搁笔停墨，赶紧订一张去往香港的机票，不仅仅是为了购买无毒奶粉和物美价廉的包包，更是为这深深的惆怅买单。
（本文原标题：《疯狂购物也是一种权利的表达？》）
作者：孙骁骥，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政治经济史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英国议会往事》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