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弟，比我小三岁。我在广州长大，他在香港。我们长得很像，兴趣也很接近，名字只差一个字。我们同说粤语，在讨论动漫、流行歌、体育等题材上，很容易找到话题。但当我们讨论“回归”，却是不欢而散。我发现他与我存在这么多的不同。换句话说，很明显地体现了“一国两制”。
那是1996年，回归前夕。我和万千大陆同胞一样，是带着自豪与喜悦看待这次回归的，理由不用多说。表现得喜气洋洋，应该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是堂弟告诉我，他有点忧虑。
堂弟为什么忧虑呢？他说，回归了，怕香港发生变化，或者保不住“香港这片土地成长的东西”。他还说了些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说意识形态之类。但坦白说，那超出了我当年理解的范围。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的想法值得我们的重视——这是香港民众对回归、对大陆的一种本能的恐惧与质疑。堂弟当时才读初中，还没到独立思考的年纪。因此，他这一想法来自他的社会舆论氛围——正是香港社会上下，都存在着普遍的担忧，存在着可能出现的沟通障碍。然而，这一切都被“政治正确”的回归喜悦冲淡，大陆同胞几乎完全看不出来。
可惜的是，堂弟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安慰。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内地中学生，我立即对他的“荒诞言辞”进行回击，结果发展成一次政治辩论。我的套路，相信内地读者不会陌生，无非就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等政治课的标准答案，可能还有“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之类的言语。这些话，堂弟当然也没有听懂。
这次辩论持续了2个小时，双方都没能说服对方，或者说，也根本不知对方在扯什么。我第一次发现，堂弟与我广州的小朋友完全不一样，他的逻辑、他的话语模式、他的论证技巧完全来自另一个纬度。很显然，他有着与大陆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即使同说粤语，但还是各听不明白。
这次辩论，很多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因为它不是偶然，而是两个意识形态体系的必然相遇。当我智商、阅历慢慢提升之后，我开始理解堂弟的话，这里的信息量非常丰富——他们对香港本土文化的爱惜、对自我认同的迷茫、对个体何去何从的焦虑。或者，还有很多我至今未能理解、未能触摸的部分……
当时，胜利显然属于我。因为我是哥，而且政治也学得不错，掌握一整套滴水不漏的政治话语模式。他的“本土价值观”被我无可辩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轻易覆盖。堂弟郁闷而委屈，但又无可奈何。这种郁闷，一直悄悄地生长。
因此，对于近日香港发生的一切，我已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18年前在我堂弟身上展现的思维，今天已经高度凝练化。港人已经具备了统一的诉求、目标、口号、斗争方式。与堂弟一样年纪的人，有的成为了粗暴的抗争者。
与其指责对方，不如反省自身。港人的想法必然有其逻辑起点，有其内在机理，对于自己难以理解的部分，决不能轻率地指责其“矫情”或“不可理喻”。将过错推给对方容易，但这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一直未能顺利解决的问题。
只有对话，才能真正化解矛盾。真正的问题未必在字面的“普选”，而是一种价值观的相互肯定与认同。香港人与大陆人的价值观肯定是不同的，但双方应当寻求兼容的可能，至少应当保持一种彼此尊重的状态。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发展受挫的现状，内心的不满与无助，应受到重视。对于大陆而言，关键的不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也不是行动，而是倾听——当然还要力图“听得懂”对方的诉求。
假如18年前，我听懂了堂弟的倾诉，并耐心安慰他，尝试打消他的忧虑，而不是进行“掘墓人”的说教，我或许可以化解他内心的不安，引导他走上互信之路。这样的话，他或许能更理性、更客观地看待回归，也将与“占中者”划清界限。可惜，当年我们没聊好。
毕竟是一家人，还有机会继续聊。
作者：马立明，政治学博士，现为深圳卫视高级策划，评论员。关注少数派运动，夜里依然不睡。先后在《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时代周报》开有专栏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