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欧元的不是欧洲政治家们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们的胆小怯懦。
对欧洲联合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息。1991年冷战结束，就有人宣称欧盟该解甲归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新经济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在新潮人物看来，欧洲还固守区域主义，真是食古不化。1998年，施罗德当上了德国总理，科尔退出政治舞台，有人怀疑，像施罗德这样在二战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跟老一代相比（科尔的兄弟死于二战），对欧洲的黑暗历史一点都没有记忆，他们还会对欧洲的联合一往情深吗？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更是让欧洲的怀疑者欢喜雀跃，看起来，欧洲快要解体了。
这些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每一次关于欧洲解体的预言都落空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国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中国就像一个从来不听讲、从来不做家庭作业的孩子，考试的时候却总是考第一。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欧洲的赓续也是无法理解的：欧洲就像一个运气很背、但性格倔强的孩子，每次考试都考得很糟糕，总是徘徊在及格线上，但这么跌跌撞撞地一路走下来，居然没有留级、没有退学。公允地讲，欧洲也是个奇迹。
远的不说，单讲欧元。欧元从诞生之时就是个怪胎。欧元的倡议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当时的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提出来的。恰好，有个古怪的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曾经思考过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一种货币的最优区域应该有多大？很多经济学家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欧洲是否应该采用同一种货币。不用说也能猜得出来，大部分经济学家说不行，少数经济学家说能行。那些说能行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欧洲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们的理由是，即使条件不成熟，但货币统一之后欧洲的经济融合会加快，最终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这好比是说，孩子们本来达不到“三好学生”的标准，老师为了鼓励他们，每个人都给发小奖状，得了奖状之后，或许他们就有自信心，马上努力学习，最后就真成了三好生。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盟成立了，欧元的诞生亦在计划之中。各国政府一致同意，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发行统一货币。第一批欧元区国家应该包括哪些呢？在德国看来，应该主要是德国和德国的小伙伴们，最多再加上一个法国。但南欧国家却不干，大家都在聚义堂上，兄弟一场，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结果，第一批公布的成员国名单就有11个，后来PIIGS五国进来了四个：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2001年，希腊也补票上车了。
原本以为加入欧元区需要一场选拔赛，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残酷的淘汰，才能进入欧元俱乐部。结果，欧元区不过是个健身房，你可以先入会，再考虑锻炼还是不锻炼。淘汰机制？哪一条写着呢，我们怎么没看到。
1999年1月1日，欧元开始发行，先是在金融交易中使用，2002年欧元的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奇怪的是，欧元诞生的时候场面非常冷清，无人喝彩。没有人到场祝贺，没有激动的眼泪、温柔的拥抱、热情的亲吻。欧元好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从1992年到2002年，十年过去了，欧洲的政客们一茬换了一茬。当年对欧元鼎力支持的是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和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他们都是铁杆的欧洲联合派。到21世纪初，欧洲的领导人是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法国总理若斯潘和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他们对欧元都没有浓厚的兴趣。对他们而言，欧元就像是前妻带来的孩子，不欢迎吧，说不过去，但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又实在是装不出来。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曾经说，央行的雄心就是要让货币变得乏味。货币乏味的时候，恰恰意味着一切运转良好，一旦人人都开始关注货币，那肯定是因为出事了。问世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欧元始终是比较乏味的。但到2009年，突然爆发了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起源是刚刚上台的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上届政府隐瞒了财政亏空的实情。市场由此开始恐慌。其实，希腊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但由于欧洲各国争执不下，错失了救助的良机，危机开始蔓延到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后又传染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先是政府债务出了问题，接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银行业随之出现坏账。如今，好不容易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欧洲的裂痕却在扩大：民众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其它国家的民众，更不信任经济学家。
历史并没有结束，欧洲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尚有艰巨的工作要完成。但经济学家的预测为什么总是出错呢？检查一下答题的过程，我们没有发现自己哪里有错啊。欧元的货币统一了，财政却各自为政，如果出现冲突，比如，假如金融市场停止购买政府债券，欧洲中央银行该怎么办？救还是不救？欧债危机之后，南欧国家确实陷入了绝境。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块头大，经得起折腾，但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怎么才能从债务的泥沼中走出来呢？要想还债，总得有经济增长吧。但希腊怎么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呢？它已经没有自己的货币了，自然不能让货币贬值；它也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一切都要听法兰克福的指挥；那么，用财政政策？它已经欠了一屁股债，怎么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呢？要不，结构性改革？这将意味着工人失业、工资降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哪个政治家敢这么干，不啻政治上的自杀。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我当时也信心十足地预言，希腊迟早要退出欧元区。
欧元的设计的确有巨大的缺陷:欧债危机中，欧洲的领导人从未表现出过人的胆识；直到如今，欧洲也没有完全修复体制设计上的漏洞。错在欧元，不在经济学家啊，但为什么现实和我们的预测不一样呢？
经济学家所受的训练强调的是“最优化”。这是一种机械工程师的思路。图纸上的设计必须精益求精；各个组件的功能配合必须严丝合缝；产品在出厂之前就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对错误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但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决策却并非如此。事后来看，经济学家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欧洲政治家们对欧元解体的恐惧。拯救欧元的不是欧洲政治家们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们的胆小怯懦。欧洲联合的理念是从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的，惨痛的战争经历促使欧洲人抛弃前嫌，改弦更张。没有一个欧洲的领导人敢于承担让欧元解体的历史责任。在欧洲人看来，欧元的解体，就意味着欧洲联合寿终正寝。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潘多拉的盒子里是什么恶魔，谁也不敢去想，不敢去试。
因此，政策决策的模式或许并非“最优化”。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成功的最优路径，而是不要犯致命的错误。保命要紧。
在确保不犯致命错误的前提下，政策决策的第二个原则是出现了问题就随时纠正。这是一种让机械工程师抓狂的思路。为什么不事先发现问题，做好预案准备呢？这不明明就是不作为的懒汉哲学吗？但如果你是一个电脑程序员，你会觉得这一模式再正常不过了。形势千变万化，风险层出不穷，你能够做的，就是随时发现漏洞，给原来的程序打补丁。这一思路其实更符合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认知模式。你可以把物种的进化视为一种“试错”的过程，先小心地试探一下，不行就赶紧调整。你也可以把人们的认知过程概括为“贝叶斯公式”：事先有个主观的先验概率，根据搜集到的信息，你可以不断地对原来的判断进行修正。说起中国的改革过程、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经常会有人嘲笑，这就是“蒙混过关”（muddlingthrough）：或许，历史的本质就是蒙混过关。
不要犯致命的错误，随时修正错误，这两条原则是政策决策的必须（must），如果能够更好一些，那就还要有第三条原则，即允许创新。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那么，能不能试试共同债券呢？欧洲的银行出了问题，那么，可不可以建立银行联盟呢？这第三条原则是附加题，是plus，但却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欧洲联合的设计师，法国政治家莫奈深谙个中真昧。他曾说，欧洲“将在危机中融合，将是应付危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