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余秀华的诗歌，不喜欢庞麦郎的歌曲。不知哪位高人最先把他俩打包在一起，作为草根的文艺代表。但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全球范围兴起用阶级和阶层来区分文学艺术人士，并以罗宾汉式的锄强助弱姿态来评判。换言之，对于来自社会底层的文艺表达，只能用赞美和同情的眼光，即便有不足之处，那也是贫富不均造成的，罪魁祸首在于当权者有钱人。
成名前的庞麦郎确实属于弱势群体，他歌曲的受众大抵以普通网民为主。如果仅凭这些来歧视他，那绝对是不对的。余秀华不仅是农民，而且是脑瘫患者，双重的弱势，她能坚持写作诗歌16年，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不能让他们获得被批评的豁免权。任何文艺作品只要是公开发表，就应该允许任何人评论，其中包括负面评论，也包括蛮横无理的谩骂（那只能显示评论者的低素质）。余秀华的诗，绝不是诗歌残奥会的性质，即便撇除残疾的因素，她高超的语言能力和真挚的情感，就我视野所及，绝对是专业诗人中的佼佼者。
在我看来，文艺的本质既不在于是否符合精英的标准，也不在于是否政治正确地站在草根立场，而在于是否真诚。如果说新闻的命根子是真实，那文艺若不能坦承面对受众，甚至不能直面自己，那么它最多仅是矫饰。我对余秀华和庞麦郎的了解，是近几天的事，而且限于少数作品，就我的个人判断，余秀华最可贵是她的真，有时真到残酷，有时真到让人脸红，真到浑身颤抖。有人把她比作艾米丽·狄金森，我觉得她俩文风有不小的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两位女诗人主要是为自己写作，因此没有一点装腔作势。
（诗人余秀华）
与之相反，庞麦郎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装。他把冒充台湾人的劲儿或多或少带进了他的歌曲。讲不准普通话并不是罪过，五音不全也就是不适合当歌手罢了，但佯装一个高于自己（或自以为高）的身份和境界，便会产生令人恶心的效果。他的歌就像是用指甲刮玻璃，让你一方面想把耳朵堵上，另一方面又想偷偷继续听。没错，人有审丑的需要，因为审美能带来愉悦，但同时会增加挫败感，因为潜意识中一个声音告诉你，你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丑虽会带来某种不适，但也能增强受众的自信心，因为谁听了他的歌都会情不自禁地居高临下。
有人会说，文艺有造梦功能，那些侠客、英雄不都是普通人编出来的吗，以弥补现实的缺憾。再把范围缩小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不也是一种装吗？也不符合真情实感的原则呀？在我看来，前者靠驰骋想象，是一种高级的装；“强说愁”尽管不高级，却是无害的小瑕疵甚至小情调。庞麦郎的装是一种山寨，基于他骨子里的强烈自卑——如果他说自己是外星人，那或许是一种幽默；如果他说自己是欧美人，那或许是一种反讽；但他说自己是台湾人，唯一的理解是他对生他养他的那一方土地极度地反感，生怕人家知情而鄙视他。他可能永远不明白，有人会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陕西人而鄙视他，而不因为他是陕西人而鄙视他。放眼古今中外，没有哪个称职的文艺家会在这个基本层面否定自己。
评价诗词，多半视之为自传性质，若只为应景，则属于工匠范畴。庞麦郎歌曲的装，不是《小时代》那种装，而是一种态度，是装和劣的奇妙混合。有人说那类似《泰囧》王宝强的角色，我完全不同意。王宝强的角色是很可爱的，他的幸福感远大于徐铮的角色。假设他模仿港台腔，那就不是可爱而是可笑了。如果这种可笑是有意为之，那也属于喜剧创作；但如果创作者自己不知道可笑，那就是可悲了。庞麦郎能产生审美意义的共鸣，恰恰在于他在唱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迈克尔·杰克逊，以为自己是周杰伦，并为此做了努力。这种努力就是要摆脱他自己而不是接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又完全没有能力改造自己，所以才成为美学意义上的丑。庞麦郎跟顾长卫电影《立春》里的小城文艺青年也不同，那些人有志向，但才华不足以撑起他们的梦想，令人唏嘘。但你不会笑话他们，一来他们确实有一定的才华，二来他们对现实与梦想的关系没到分不清的地步。
有人会说，《立春》角色梦想的是芭蕾和歌剧，典型的高雅艺术，所以你才乐意接受他们的不现实。其实，雅和俗只是市场定位，不是问题的关键。低劣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低，一个是劣。《南方公园》定位很低（或称很俗），但并不劣质；电影《采访》低而平庸，但还没到彻底的劣。劣涉及技术和能力，专业作品也不乏劣作，对于一个草根歌手（尽管是精心包装出来的）过度指责似乎没有必要。是的，是没有必要，原本这是自生自灭的文艺生态。但对庞麦郎的评价风潮中，劣有意无意成了他的保护伞，并且跟低混为一谈。你批评他的歌劣，就有人说你精英主义，看不起民间艺术。偏偏我对民间的东西非常喜欢，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听到他们田间劳作时唱的歌，很土但感人至深，胜过多数文人歌曲。雅也是一种定位，雅的东西从技术上往往不“劣”，但纵观我国的电视晚会，那些穿戴华贵、发音准确、音域宽广的职业歌唱家中，不乏虚假之徒，他们仿佛充满感情，但仔细一听，那都是装出来的感情。他们不劣，但他们的装胜似庞麦郎，而且危害更大，原因是他们内在的喜剧闹剧不如庞麦郎作品那么容易察觉。
除了低和劣的混淆，还有一种常见的混淆是真诚和努力。艾德·伍德对于电影的孜孜不倦绝对不亚于好莱坞任何一个电影人，他缺的不是创作激情，他缺的一是才华，二是直面自己的勇气。跟庞麦郎一样，他的作品从选材看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有些特色，但从成品来看，确实没有辜负“烂片大王”的称号。没钱拍电影的人一般会扬长避短，但伍德丝毫不在乎他的质量，而且显然以为自己可以驾驭科幻片等片种，他在幕前幕后表现出的自恋恐怕连名导都自叹不如。
像伍德和庞麦郎那样的，自然有艺术表达的权利，但能以无能成名，是歪打正着迎合了人们的审丑心理。他们是可悲的，正如孔乙己是可悲的，但消费孔乙己的只是酒馆里那几个客人，而消费庞麦郎的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今天大家把他推到某个无形的高位，明天一转身去起哄另一个15分钟名人，任凭他自己摔得粉身碎骨。说批评他作品是缺乏同情心，我觉得把他当作“Elephant Man”追捧他才是更加残酷的事情，但因为是千万人一起做，没人觉得自己有责任，甚至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好事，让一个无名小卒一举成名，实现了梦想。孔乙己的悲剧是因为有人曾经告诉他，他是做状元举人的料；溥仪的悲剧是三岁就登基，然后大清覆灭了，把他放到皇位上的人一定觉得自己特崇高，没人会觉得自己害了一个好端端的小孩。
还有一种理论，是用“怪”作为辩护。他的歌不符合当下的主流，不为权威所接受，但许多伟大艺术家出道时不是都不被认可吗？梵高一辈子也没卖出一张画呀，艾米丽·狄金森生前才发表了四首诗。你怎么知道庞麦郎一百年后不会被视为21世纪的崔健呢？的确，怪中有才，有些人过了很久其艺术价值才被认可，但不要忘了，多数怪的艺术家永远没有被后世接受，有些没有才，即便有才的也未必能取得大翻身。在我的粗浅知识里，怪才很少活着的时候就能取得大批粉丝，其次，伟大的怪才尽管不善于跟外人交流，但挖掘自己的内心往往特别犀利、深刻，毫不留情。你透过梵高的画，能看到他的灵魂。庞麦郎的歌里有那种东西吗？余秀华的诗歌里有，所以她起码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庞麦郎跟芙蓉姐姐、凤姐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面。若硬要说庞麦郎有什么艺术价值，我认为那一定是当作行为艺术来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代表时代精神——正如天天被话语体系捧着的歌手未必能代表时代精神。有人说，你这样太不道德，人家是病人啊，难道你连对病人都没有恻隐之心？庞麦郎、芙蓉姐姐、凤姐均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妄想症症状，但是否已经达到“病”的标准我真没有能力判断，这需要专业医生来做。我觉得没有医学诊断就假定他们有病，那是把自己摆放在道德高地。
审丑现象任何文化、任何时代都有，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比。这本不足为奇，但若把它跟真正的草根文化混为一谈，那就有点亵渎草根文化了，就好像把庞麦郎和余秀华相提并论对余秀华是一种贬低。民间像余秀华那样的人才真不少，黄河畔有个地方有一批农民作家，他们劳动之余写下熟悉的人和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写作技巧或许没有余秀华那样高，但贵在真诚，贵在真实反映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态。如果庞麦郎能把笔触对准真实的自我，那可能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作品。
（本文原标题为：《同情弱者不应是掩盖低劣》）
作者：周黎明，文化评论人，以影评著称，以中西文化解读见长，著有中英文著作2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