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次死刑宣判后，司法终于垂青念斌，他活了下来。昨日，福建高院撤销此前的判决，宣告其无罪。已经记不清，念斌是近年来第几个迎来无罪判决的“死刑犯”了。命运仿佛是在开一个又一个高潮迭起的“杀人游戏”，天黑请闭眼，然后有人死了，但谁是杀人犯呢？有时基本靠猜。念斌就属于差点被猜错的那一个，看这架势，他似乎不会是最后一个。
从媒体的报道可知，即便在受到可能的刑讯逼供之后，支撑念斌死刑的证据仍旧相当混沌。但还是要经过了长达八年的拉锯战，这个小伙子才得以恢复自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两个被毒死的孩子，死于天黑之夜，警方从念斌家食杂店通往案发现场的门把手上检出毒物碎片，遂认为其有重大作案嫌疑。而念斌随后交待的杀人动机是：死者的家长前一天晚上抢走了一个要买一包香烟的顾客，他想让其“肚子痛，拉稀”，不曾想置于死地。但事后又翻供，说是刑讯所作的假供述。
按照念斌的辩护律师说法，念斌测谎时被问了两个问题：国家主席是谁？总理是谁？念斌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没能答上第二个问题，“他没答上来，觉得很丢人，所以有些慌张，导致测谎没过”。这殊为离奇，如果属实，意味着警方办案之初，即存在有意的构陷。果如此，在念斌被释放后，首要应被提上日程的是追究这些违法滥纪者的责任，而非国家赔偿。说到底，国家赔偿是全民埋单，防止冤假错案，只有追究到具体的办案个人才有效。
有关杀人案的供述，其真假已殊非外人所能分清。对司法而言，所要讲究的就是证据，证据确凿，按杀人罪判刑，证据不足，也就只能放人。换言之，即便有各种可能性指向念斌是一个凶手，只要它尚未达到充分的程度，司法也只能服软，听任其逍遥法外。这是司法的分寸所在，也是没有全能神视角的理性人在各方权衡之下，所可采用的最优方案。不如此，就可能产生滥杀无辜的可能后果，意味着公权力的犯罪。
在反思念斌案的舆论中，原公安部长周永康“命案必破”的目标指向屡被提及，这被列入干警的量化考核，破案者将获得高规格表彰和金钱奖励。这当然构成了一种激励，但问题在于，取消命案奖励的考核机制，社会同样面临另一种风险——即警方的不作为将更为普遍。这是基本的社会伦理在20世纪被打破后的后遗症，进退失据，没有简单答案。
如果基本的社会伦理尚存，即便有“命案奖励”的机制，办案警察也不至于黑心到构陷一个无辜公民于死地的程度。而如果基本的社会伦理已无存，没有量化指标的机制下，警方又会普遍陷入不作为的渎职中去——就像丢自行车为什么已鲜有人报案，因为警方不理这茬，虽然摄像头遍布，破案并不难。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努力向正常社会靠近。“命案必破”的指标要废除，但对警方的不作为和滥权，则应用重典，发现一起，即严查一起，如有长官袒护，亦循相关规定严惩。念斌无罪了，但在他身陷囹圄的八年中，很多公职人员犯了罪。以念斌案为契机，恢复人们对公检法的信任，重建司法正义，不从追责开始，一切总是枉然。
作者：韩福东，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