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2014年6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发表2014年版《儿童与青年白皮书》，2014年版《儿童与青年白皮书》是一本包括年轻人生活意识调查的特集。在2013年11～12月，日本政府在日本、美国、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7个国家，通过网络以1000名13～29岁的青少年男女为对象进行调查。在问及“你觉得自己的将来前途光明吗”这个问题时，回答“前途是光明的”、“总体来说还是光明的”日本青少年停留在61.6%，在被调查的7个国家中最低，而其他6个国家在82.4～91.1%之间；在回答“你是否认为自己40岁时会成为幸福的人”这个问题时，日本人的肯定回答为66.2%，最低，而其他6个国家在81.6～87.4%之间；在回答“你对自己是否满意”和“你是否认为自己有优点？”这两个问题时，日本年轻人也最低。《儿童与青年白皮书》认为：日本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将来是十分悲观的。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4年7月以20～89岁男女为对象开展的一项健康意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相较老年人，年轻一代“幸福度”较低。
在回答自己有多幸福时，10分为满分，平均分为6.38分。按年龄来分，65岁以上为6.92分，而40～64岁为6.25分，20～39岁为6.03分，年纪越轻分数越低。
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幸福感？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对将来如此失望？其社会与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十分值得深思。
【日本的财富绝大部分在老年人手里】
在日本现存的金融资产1500兆日元中，其中60岁以上的占有60%，50多岁的拥有22.4%；这样，50岁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资产达到82.4%。另一方面，20-30岁的人仅仅0.3%。
日本是一个特别优待老人的社会，比如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部长级国家公务员，可以拿到约1亿日元的退职金，还可以每个月拿到优越于普通人的退休金，并由于其曾在政府担任要职，可以疏通各种关系，因此一般都可以再就职，再拿一笔不亚于现职时代的非常丰厚的工资，日本人将此叫做“下凡”。其他国家公务员，也会由于精通政官两界的关系，经常会受到准国家企业或民间企业的聘用，而国立大学的退休教授，一般都可以在私立大学再就职，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企业的人退休后，也很容易再就职，拿到比较优厚的退职、退休金和优厚的新的工资，而随着日本平均寿命的不断增长，大量重要的职位被老年人占据，财富也渐渐集中到了老年人的手里，使年轻人无法对自己的前途乐观。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截至到2013年12月，按年龄层计算的完全失业率（有工作的愿望但是不能找到工作的人）中，年轻人比例偏高，15～24岁为5.9%；25～34岁为4.7%；35～44岁为3.6%；45～54岁为3.0%；55～64为3.2%；65岁以上为2.1%。
日本《读卖新闻》在2012年3月面向20-30岁的人做了一项有关社会保障的网络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住在日本的男女约400人。回答者的职业为:有正式职业者39%；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被雇用者23%；自营、经营者5%；专职主妇15%；学生12%；无业6%。
在回答“你是否觉得日本的保险制度是可以信赖的”的这个问题时，仅有18%的人认为“可以信赖”。对于“你对将来领取养老保险是否存在不安”这个问题，有高达98%的人回答“有”，而在回答“是否感到你们与现在领取养老金的高龄者之间存在着不公平”，有高达80%的人回答“存在”，特别是在现在付“厚生年金”（民间企业的医疗、养老保险）的有正式职业者与合同工、派遣职工中，回答“存在”的高达85%。
日本年轻人的贫穷，也是造成日本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少子高龄化”的重要原因。
“少子高龄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就是未婚者大量增加。其实结婚的日本夫妇的“夫妇完结出生儿数（婚姻持续时间15–19年的夫妇的生子数）”近年来没有怎样降低，1972年的第6次调查为一对夫妻2．2人，以后的30年基本持平；2009年下降至2.09人，下降的幅度并不大。而不结婚人数的增加速度，却比“夫妇完结出生儿数”的下降快得多。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终生不婚率仅在1-2%左右，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2005年男子终生不婚率达15．4%；女子达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育龄青年的不婚，当然与多种社会因素相关，但是年轻人无力负担昂贵的子女养育费和教育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日本内阁府2014年所进行的《结婚与建立家庭调查》，尽管接受调查的未婚者中有接近90%想结婚，但是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仍然是每5个男子中有一个，每10个女子中有一个终生不结婚。调查还显示：20岁至40岁的非正式雇用男子的成婚率为6.7%；正式被雇用者为25.8%；20岁至40岁的非正式雇用的女子成婚率为25.8%；正式被雇用者为28.2%；而日本NISSEI基础研究所的调查显示：30-34岁的被正式雇用的男子平均年收入为404.6万日元；非正式雇用的男子仅为251.4万日元，这样的收入去掉税金等仅能养活自己一个人，建立家庭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的梦想，而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非正式雇用者的数字正在逐年上升，1988年为755万人，到2013年，已达1906万人。
【日本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
日本社会的集团构成，用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的话来说，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日本集团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中根千枝认为∶由于这种主从关系的严格，在日本的宗教团体和学术团体中，弟子是不能批驳师长的学说和观点的，在大多的场合只有消化与继承的份。
不仅在集团内部，在社会上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的大杂志一般都不采用作者自己投来的稿件，而是约有名人的稿子。想要成为作家的人，不能通过向多家杂志投稿的途径成为作家，成为作家的基本方式，是参加“文学界新人奖”等著名文学奖项的募集，得奖之后才能有杂志等向你约稿，就是说，在日本，你要想成为作家，首先需要一些权威人士——也就是评选委员们的点头认可，你这个未经加工的“圆木”，如果不从中规中矩的权威的“方孔”中钻过去，你出人头地的愿望基本上是一种幻想。当然你也可以去自费出版你的作品，但是由于日本大多相信权威，你自费出版的作品难以产生认同和影响，很容易出现“你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但就是没有人来看你写的究竟是什么”的现象。
一些不能适应日本这一文化风土的年轻人，在日本社会会碰得头破血流。
如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后，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打破各种限制，鼓励年轻人创业，鼓励优胜劣汰，他造成了日本社会贫富差别、首都圈与地方差别扩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具有前瞻性的人物和企业。如原“活力门”的总裁堀江贵文和原村上基金总裁村上世彰就是典型。
堀江贵文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发达起来的，他和另一个同样在虚拟世界成长起来的“股神”村上世彰联袂演出了收买富士电视台的母公司日本放送股票的大戏，震动了日本乃至世界。他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在严格的序列社会中绝无出头之日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包括“御宅族”在内，似乎找到了方向，他们把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当做“圣人”来崇拜，也有许多年轻人仿效他们走上了“起业”的道路。
但是堀江贵文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的集团原则，按照日本“序列意识”，日本对一个从低层做起，到了一定年龄家财万贯的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村上世彰和堀江贵文这样玩玩股票、动动鼠标的年轻人一夜暴富，又在日本社会“横空出世”，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日本人多数认为靠不断的辛苦流汗，长年奋斗得来财富才是正道，而把凭聪明点子和投机而一夜暴富视为歪门邪道。而代表“霞关官僚街整体意志”的检察机关，以“微罪重罚”的方式，逮捕了受到小泉盛赞的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弄潮儿和幸运儿。
堀江贵文由于“粉饰决算”、“欺骗股民”被捕，而村上世彰被检方指控为“内线交易”被捕。检方认为：2005年2月，活力门公司对握有富士电视台大量股份的NBS公司实施闪电并购，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时间外交易”，仅半个小时就抢下NBS公司35%股票，最终迫使富士电视台以高价回购NBS股票。村上基金早在2004年11月8日，在与活力门公司干部的会谈中，得到活力门欲取NBS5%以上股票的消息，并在这场闪电并购实施前的2004年11月9日到2005年1月26日之间，斥资99亿5000万日元，购入约193万股NBS股票。在活力门大战富士电视台，使股价飙升之时，村上又把NBS股票抛出，获得30亿日元利益。这种行为违反了日本《证券交易法》中禁止内线交易的规定。
当然，对他们的定罪是否妥当要有法律家来判断，但据媒体报道，检察方面逮捕村上世彰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日本《证券交易法》167条规定，在知道了有人要公开买进或中止买进上市企业的股票的未公开消息后，在消息公布之前购入该企业股票，才算内线交易。活力门购买日本放送股票是在正常交易时间之外，是否算公开买进很难说。最后东京地检特搜部和证券交易等监视委员会一起，将活力门购买日本放送的股票定为“准公开买进”，才算在法律上摆平，以此种方式追究内线交易，在日本尚属首次。检察机关无法容忍这种不苦做，不流汗而一夜暴富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日本的文化风土。“检察官们相信，对于抱有与额头上淌着汗水劳动挣钱的国民异质的堀江式价值观的人的断罪，是为了国家”（日本作家佐藤优语）。而在中国的集团构造中，上下前后的序列关系是有弹性的、有限界的，在传统的中国集团中，“长幼之序”或者一定社会地位的顺序虽然作为一种明确的礼节被遵守，但由于个人的实力和功绩，这种序列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中国古代从隋朝开始有科举制，它容许有实力的俊才突破严整的序列脱颖而出，尽管科举制有种种弊病，但在长期以来，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发扬与继承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中国的宗教与学术集团中，甚至地位神圣的活佛等，也会从他的上座上走下来，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平等地争论宗教问题，而日本古代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没有吸收中国的科举制制度.
这也使我想起80年代末期，我在中国时，向当时影响力很大的杂志《读书》投稿，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小青年”，一个学生，没有得过任何奖，几乎也没发表过什么文章，但是第一篇给《读书》投稿就被采用，当时的赵丽雅编辑还给还我写了鼓励的信件，如今回想起来，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从投稿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现在有的成了中国文坛的名人，这也使我深感中日文化“似而不同”的性格。
【日本的选举多反映老年人的意志】
工作和生活不稳定，使日本的年轻人多为生存奔忙，也使他们大多失去了对政治的关系与兴趣，从在2012年年末进行的日本众议院议员总选举的投票率来看，20～24岁为35.30%；25～29岁为40.25%；30～34岁为47.07%；35～39岁为52.64%；40～44岁为56.69%；45～49岁为62.47%；50～54岁为66.68%；55～59岁为69.27%；60～64岁为73.17%；65～69岁为77.15%；70～74岁为76.46%；75～79岁为71.02%。
另外，在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相同的一张选票，所代表的权利的“含金量”有很大不同。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将全国分成300个小选区，每一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但是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各个选区的人口数大不一样，如人口最多的千叶县第4区的选民为49万人；而高知县第三区的选民只有20万，高知县第三区的每一张选票的权利“含金量”是千叶县第4区的选民的1.99倍。欧美各国经常采取以动态的人口为依据改变选区等办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但是日本在这方面动作迟缓，而现在日本年轻的人口多向大都市圈聚集，地方人口越来越少，老龄化上升趋势也比大都市圈快，这样，老人选票的权利“含金量”也就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结构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政治家的政策上，使政策大幅度向老年人倾斜。
但是年轻人贫穷和不婚，使日本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人口减少的速度不断加快，这将使日本退休金（年金）制度的基本前提趋于崩溃。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02年的统计，退休家庭将得到工作家庭的正常收入的50.2％，但前提是人口出生率在2007年降低到最低水平的1.31，然后开始恢复，到2060年恢复到1.39。但是2005年每位女性1.25的出生率比推算值低0.6个百分点，2006年年底的“日本将来人口推测”报告和2007年以后的有关劳动力人口的报告，都大大打破了维持日本年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低值。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日本退休金制度的前提将彻底崩溃，高龄者医疗制度、护理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都将难以为继。
因此，日本年轻人对前途的悲观，不只是一种情绪，而是反映了日本所面临的相当深刻的危机。
日本的“纵式社会”所构成的群体文化，在大工业化的“第二次浪潮”时代，由于需要大群体的紧密合作的劳动方式，因此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需要个人大胆地独树一帜，横空出世地创新的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时代，压抑个人创造性，强调集团意志的日本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使年轻人能够安心于“纵式社会”的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的体系也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崩溃，但“纵式社会”的“论资排辈”的无形文化却作为一种社会习惯，顽强地保持了下来，年轻人既无法重温“终身雇用”的体系中“千年媳妇熬成婆”的旧梦，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开辟新的道路又在无形的文化的网络中重重受阻，他们对前途的悲观，全在情理之中，日本整个社会，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没有青年，就没有将来，拯救孩子，就是拯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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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为日剧《年轻人们2014》剧照。
作者：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