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义虎 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的《环球时报》8月13日发表著名民族主义代表学者王小东的文章《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是为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经迫切需要一场“大讨论”，来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改革凝聚共识、指明方向。
经30多年探索与实践，中国的改革事业逐渐跨入深水区，已没有石头可摸了，亟需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导。王小东撰文称“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首先亮出左派的鲜明观点，从否定的角度触及这一话题。
在王小东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不能主导中国改革，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儒家礼制，已不合乎平等、独立、自由的现代普世价值；二是在现代国际竞争的“大争之世”，儒家的保守性敌不过列强不择手段的进攻性，可与守成而难与进取。前者是对儒家之“体”——价值性的否定；后者是对儒家之“用”——有效性的否定。三言两语之间使儒家体用双废，可谓一招毙命。不过细想一下却未必如此，以上两点不惟不是儒家的致命缺点，或许恰是其克治中国乃至人类当下时弊的制胜法宝。
在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现代派，二者共同尊奉自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立场，只不过在价值先后排序和实现手段上有所分歧。作为现代派，他们共享着对于传统的轻蔑立场：激进者要彻底打倒传统来为现代化开路，温和者也不过勉强承认传统曾有一点历史进步意义。
这种恃今傲古的片面性，造成现代派的思想盲区，他们只看到现代化的艳丽外表，却看不到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于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现代化不充分的结果；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非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死心。其深层次的思维根源，则是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从五四直到今天，现代派一直都在梦想“科学万能论下的民主乌托邦”，但这其实只是遥不可及的西洋幻境。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故反思改革必须从反思现代性的人类总体高度来展开，否则便无法把握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西方早已出现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多是无力的哀叹和惆怅，缺乏积极有效的克治手段。面对现代性的迷思，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可以成为一种批判和矫正的力量。儒家以其几千年政教文明的深厚积淀，无疑具有担此重任的能力。
儒家思想不过日用伦常之道，但正因为其平常，才能超越时代、万古不变。故儒家思想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而是贯通古今、与时偕行。相比之下，现代普世价值好似一堆抽象空洞的华丽辞藻，悬浮于脑而未契乎心，看上去很美，实则既未造道遑论有德，不过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口号。
同样，所谓大争之世的国际竞争，是现代性极端扩张的一部分。王小东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说白了就是弃儒家而取法家。当年的秦国确实借助法家的改革，走上了横扫六国的统一伟业。但大秦帝国在短短的15年后，也与六国一样灰飞烟灭了。毁灭别人的力量同样能毁灭自己，古代的法家改革是这样，今天的现代化改革依旧如此。中国若欲和平崛起，需要学习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周文王，这才是强而不霸的王者之道。
现代化本是为人服务的，反过来却成为一种异化人、裹挟人的力量，实在有违初衷。王先生一边主张平等、独立、自由的普世价值，一边却又偏爱法家争霸的富强之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凸显了其思想纠结，更反映了现代性内部的悖论和困境。
为了矫正现代化的弊病，应对不断恶化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趋势，使人类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在现代化之外还需要传统化的同时展开。传统化与现代化好比阴阳之和合化育万物，又如车之双轮互相平衡，保证人类的发展合乎中道而不偏于两端，在老路和邪路之外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当然，健康的传统化只能是儒家化而非法家化。
来源：原刊于《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