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隆重纪念，评论界也纷纷发声。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恐怕没有一个逝去之人能像邓公那样，影响如此全面、巨大；而且，当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如同邓公当年那样，正亟待一场开创性的革新。
评价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绝非我辈一介小人物能力所及，但身为一个同样深受其影响并至少亲历其主导的部分历史过程的中国人，对国族兴衰祸福又怎可能完全置身事外，躬逢邓公冥诞盛况，更岂能没有感慨万千、不吐不快之感？
对邓公的评价，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早可谓举不胜举。而对其的民间评价，一直有两个极端：一种是视作救世主并感恩戴德，一种则是耿耿于怀于他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事。其中，官方评价显然基本在前者的范围之内。
在我看来，后者看似基于更为现代、先进的政治理念，并与前者截然对立，但其实，两者的实质却惊人地一致，即：都把社会的命运过分寄托或归咎于某些政治家个人，而忽略了政治家同样也是凡人，同样优缺点并存，同样既可能犯错，也不乏会有英明之举。这其实也仍属于传统的圣君明主思维。而现代政治理论最为核心基础性预之一设恰恰是：政治家也是凡人，也会乃至更容易犯错——因此才需要各种外在的制度约束。陈云先生在文革刚刚之际那句曾语惊世人的名言“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其实也正暗合此意。
而且，这两种评价还可能同时存在着另一种常见的错误，即：无法历史地看待政治人物，要么以古代的标准评判今人，要么是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前人。否则，若以古代的标准衡量后人，那么袁世凯可谓治世能臣、开国圣君，当今中国则绝对可谓盛世；而若以后来的标准要求前人，岳飞或许可被看做是阻碍中国统一的内战战犯。这忽略了历史人物离不开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定现实——一方面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与此同时历史人物的局限也往往是受制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即所谓的“形势比人强”。
由此观之，对邓公的评价虽多，这个话题本身无疑也是一言难尽，但其实却也仍可以作一小文论之。至少值得一试的是：既跳出官方既有评判，也跳出上述两个极端评价及其背后的共同逻辑，真正基于现代政治观，历史地看待之。在我看来，重估邓公的关键词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终结。邓公第一个贡献即在于，终结了极“左”的狂热，使中国社会恢复了基本的理性，由人类罕有的非常态政治，恢复到基本的常态政治，并使中国步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大致安定、民众相对享受更多自由的正常轨道。
极左时代中国的狂热是全方位的，激烈程度大为超越了原本所师从的苏联(苏联一度被当时的中国斥为“修正主义”)，例如：政治上不断的激烈政治运动，力图打破人类社会都无法避免的常规官僚科层体制，高度个人迷信下的“大民主”；经济也突破了苏联东欧严密理性的“科学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更为随意、更具革命色彩的命令主义经济；以阶级斗争为根本要旨的政治标准压倒了任何社会体制都需要的基本的生产、军事、教育、科研、文化秩序，并全面把控私人生活领域；外交上不惜血本输出革命、充当世界革命领袖，意识形态划线，四面树敌、“时刻准备打仗”……
总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极左时代的荒唐悖谬无以复加，其对于中国危害之剧烈，即便官史也已有承认和定论，包括新政权元勋如邓公在内都不能幸免。由此而言，结束极左，似乎至少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原有狂热个人崇拜的强大惯性下，今天看来不过是恢复基本理性之举，其实每一步都不乏风险和阻力——时至今日，极左势力依然庞大就是明证。官方新近隆重推出的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即很大程度上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一点。这对于之前两度皆主要因抗拒政治狂热而被打倒邓公而言，就尤其显得难得和不易。这一转折，归功于邓公既拥有相对足够的权威，更兼具理性、勇气和坚韧。
第二，衬托和反推。换一个角度来看，邓公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得益”于极左时代太过狂暴悖谬的衬托。如同在一个原本鲜红无比的背景下，换上任何不同的颜色，其差异都会被凸显出来。
与之相似，邓公终结极左之功纵然伟大，但又何尝不过是让社会从狂热疯癫，恢复最为朴素的基本理性。他那些被广为传颂的代表性名言：实事求是、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显然无不鲜明地体现着这种理性的朴素和基本性。
但即便是这种朴素的基本理性，人类社会要回归、坚守它，也往往是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未必总能做到。别的不说，仅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在各种狂热的政治口号或赤裸裸地利益之争，而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无数国家卷入了惨痛无比的极权主义政治实验，以及漫长的冷战。纵然是号称地球之灵的人类，理性光芒却又如此之微弱，殊令人可叹。
邓公能顺利终结极左包括推行改革，也恰恰归功于极左为害太甚，不仅难以继续，同时也为回归常态、乃至推行改革积蓄了足够强大的能量——如同弹簧被压得越紧，反弹力越大一样。恰恰是极左时代人几乎所有人受害而少有人获益的极端非常状态，使得终结极左的社会基础极为广大、有力。而邓公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也不过在于，及时、准确地发现了这一客观现实，并能顺势而为。
由此观之，完全可以这么说，是毛公成就了邓公。这不仅是因为毛公为首缔造的政权机器为邓公继承和所用，而且，也正是因为毛公主政时代的悲剧客观上衬托、凸显并反而成就了邓公的功业。邓公能终结极左，得益于特定的历史客观现实；同样道理，邓公后来的改革未能更进一步，又何尝不可以说，也是受制于历史的客观现实？
第三，开创。如果仅限于上述两点，那么邓公的历史光彩无疑会大为失色。终结极左，绝不一定意味着后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中国请回资本家和市场机制。恰恰相反，在1975年邓公第二次主政期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原来“文革”乃至“大跃进”前的、更接近于苏联模板的计划秩序，而与后来的市场化背道而驰。
而且，回归到原苏联东欧的正统社会主义模式，恰恰是终结极左之后，最为安全、便捷的出路，如同至今的古巴，以及后来在中国影响下才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越南，甚至是朝鲜。而邓公最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正在于，他不仅结束了极“左”，而且还跳出了回归正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思维惯性，在此基础上，向前走的更远。
在政治上，他不仅仅是恢复了常态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模式，而至少还率先在社会主义国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大力推行领导干部的年轻化，还为后来相应领导干部平稳交接制度奠定了基础——而相比之下，苏联和同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至今的古巴，则一直都是终老于任上终身体制，这导致其官员系统守旧、僵化、不思进取，官僚主义严重。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府，具有王绍光教授所言的“学习与适应能力”的根本制度原因，当然后来的所谓老人政治也是这一背景下的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邓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只是他的改革并非很多人所希望的西方主流政治体制且一步到位式的改革。
在外交上，邓公也不仅仅成功地终结了革命狂热，而是还开创了极为理性、务实的全新外交思维：基于对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准确判断，始终把和平和发展作为外交的根本准则，不当头、不称霸，对外开放、广交朋友，甚至一度创造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蜜月期。中国迄今为止30多年改革与发展能得以顺利进行，也同时得益于这一外交思路所开创的良好国际环境，它至今仍极具继续继承的价值。
他最大的创造无疑在于：在共产主义体制内引入资本主义，即私企和市场机制。这在推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看似已是再稀松平常、无可争议不过，但不要忘了：按照正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消灭罪恶的资本主义原本是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根本的正当性来源，也是其道德感召力的根本源泉；而且，中国的极左时代，比正统共产主义国家都要更左，以至于坚守“科学”计划经济以及常规官僚体制的苏联都被斥之为“修正主义”！
因此，就中国而言，这一改革更可谓是180度的大转向。他不仅开创了这一模式，而且还在一场惊险的政治风波之后的高龄之年，倾力将其维持、确定并进一步深化下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送上最后一次关键性助攻。
如此一来，邓公竟然在一个原本比苏联东欧等正统都更为激进、最为典型的全能型共产主义国家，创立出了一个有限集权(接近于威权)加资本主义的全新模式！这一模式实在是人类史上任何既有的政治模式，都无法完全等同：它显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有着重大不同；而且，和韩国、新加坡、智利、台湾、西班牙等国家或地区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威权加市场模式相比，又保留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要政治特征。因此，说邓公是当代中国的(实质意义上的)制宪者，当不为过。而要完成这一历史性转折，更是权威、智慧、能力、决断都必须同时兼备。
这种独特中国模式尽管被普遍认为是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腐败和贫富差距严重等社会问题的根源 并因而广受诟病，但却又在中外观察家们唱衰、甚至曾一度断言很快就要倒台的舆论中，反而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奇迹，甚至被认为开创了新潮流——而相比之下，许多业已完成民主化的国家或已宣布实行民主如印度、泰国、苏东国家等，不仅经济不如中国稳定、发展迅速，甚至出现负增长，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也同样存在，乃至更甚；许多新近民主转型国家，甚至出现严重的国内动荡。
小结
任何一个凡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和特定的时代局限，对此也当然可以讨论。但也正是因此，纠结于他在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上的局限，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和将他当做救世主的观点一样，都是机会主义和人治思维的体现。事实上，如同结束极左狂热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形势的推动，他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未能更进一步，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受客观形势所限制。
而且，纵观世界后发转型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稳定既有权威和秩序的前提下先行发展经济，然后在逐渐实现政治转型，不仅可能是可行的，而且震荡和代价会更小。这也正是落实多数人所赞同的渐进改良思路重要的具体操作性路径。
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一再表明，打破集权的既有权威、既有秩序固然不易，但建立民主的新权威、新秩序其实更难。那句粗俗的网络用语说得好：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在缺乏一定的法治要素作为基本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骤然推行民主，极易造成政治各方互不买账的混乱；同时，执政者可能会为拉拢选票而采取种种迎合民意的激进民粹主义政策，从而严重损害经济。乌克兰等转型国家在宣布实行民主之后，屡屡动荡、经济停滞、腐败更为严重，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这反而败坏了民主的声誉，进而阻碍民主的真正实现。相比之下，几乎所有新兴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从韩国、台湾、新加坡、智利等等，其经济起飞却恰恰发端于缺乏民主但具备基本秩序的威权时代，这绝非偶然。
因此，比推进民主化可能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是，不断培育规则、法治和妥协文化，才能为民主转型提供顺利过渡、以及进一步巩固的必备条件。而且，固然最理想的进程是法治和民主同步推进，但相比落实民主，推进法治的难度可能会更小。因为法治强调的是权力的规范化，而民主却可能事关执政者的更迭。而经济发展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社会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互联网不断普及和发展，这都将导致法治观念在大众中更深入和普及，从而成为推动法治的重要动力。
而要求邓当年一揽子全盘完成改革的期望固然美好，但忽略了社会进步是一个缓慢的复杂过程，这和人们反对的当年极权主义全盘政治实验，可能一样过于激进。相似地，仅仅纠结于其历史局限而一味的批评并完全否定，看似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也更有道德美感，或许不无价值，也情有可原，但这种高冷的姿态，却不免有失客观和明智，忽略了妥协、渐进等中国教训深刻、至今仍极为稀缺的、而事实上是社会真正能得以进步的黄金法则。因此，我愿意在重估包括邓公在内的历史人物时，愿意抱以同情式的理解。
现如今的中国，和邓公当年一样，正需要一场新的变革。而且，习总一接任便真正大权在手，加之党内也痛感之前权力分散之弊，遂有小组改制，所有大权皆集中于习总。作为邓公之后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习总能像当年邓公当年那样，终结旧弊，并开创一个属于他的新时代吗？这无疑有待和值得继续观察。在此过程中，谨慎的期待与尖锐的批评都同样需要；与领导人的决断相比，社会的现实环境以及国人的正确努力，至少同样必不可少。
作者：杨俊锋，法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