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恰逢甲午纪念、一战百年，历史的经纬线恰在这一刻交错。百年来中国历经沧桑、饱受屈辱，走过了艰辛又漫长的二十世纪后，在世纪之末终得以厚积薄发，震惊世界。
新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其诸多思想，尤其是对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视野与手笔，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经格局。
从不教条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取得了执政权。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于改革的两个“意想不到”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
经济预测还是保守了一点
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7.2%。
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是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
切中要害，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结构不平衡、协调问题和低激励。这些问题在改革前后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式。
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
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不足的状态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
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本文摘编自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所著《中国经济专题》一书)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