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向外部世界展示新的接班人形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和江泽民亲切握手。
时间倒回25年前。
1989年春夏之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赴北京。江泽民匆忙赶到机场，发现等待他的是一架专机。当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接他的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汽车。这辆汽车载着江泽民直接开往北京西山，在那里，邓小平安静地等待着他。
两人见面后，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十分惊讶。他首先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感谢，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然后谦虚地表示，由于自己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恐怕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对此，邓小平鼓励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对江泽民而言，此时接班可谓受命于危难——当时，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之机，大肆散布谣言，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制造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此前，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经过慎重而仔细的考虑后，邓小平选中了江泽民。随后，他要求就江泽民的任命进行表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任命得以通过。
“够格的知识分子”
江泽民之所以能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同他在上海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工作能力密不可分。
邓小平一再强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责任重大，要管大事，要有长远眼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早在1985年，全国爆发学潮。12月18日，作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一开始，学生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面对质问，江泽民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建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有学生打断他：“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他随即反问道：“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但江泽民背出来了，他抑扬顿挫地背完了英文全文，把在场的学生惊得目瞪口呆，尖锐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1988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出席春节联欢晚会，江泽民和上海市的老领导陈丕显（左一）陪同。
1988年春节期间，上海正在闹甲肝，很多人都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却不为所动，坚持从杭州转道到了上海，出席上海各界的春节联欢晚会。引人注目的是，江泽民始终站在他的身边，这向外界表明了邓小平对江泽民的信任。1989年2月，邓小平第二次与江泽民一起庆祝春节。
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政治风波，江泽民本可以在上海更好地实践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但风波来了，江泽民也在这场风波中体现出“着眼于大局”的能力。当时，上海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下文称《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态度激进，还要求政府负责人承认错误。江泽民知道了该报纪念胡耀邦的专版报道计划，在两度劝阻总编钦本立无效后，果断宣布解除其总编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江泽民后来谈道，“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寸步不让的原则性，正是当时的接班人所需要的。
1989年5月，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进入第三天后，许多人开始昏倒。凌晨，江泽民手拿扩音器走到了人群中间。“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他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江泽民向学生们保证，他和其他领导会继续同学生们进行讨论，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学生们停止了绝食。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应该选什么样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邓小平认为，新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除了旗帜鲜明反腐败外，最关键的是要真正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人民才会放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显然，江泽民一直支持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设想。并且，他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改革中的问题。此外，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够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一个新的接班人形象。
江泽民当时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此时也变成了一个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从邓小平在西山同江泽民谈话，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江泽民也努力学习如何做好总书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强调：“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这些人的影响消失了好”
1989年11月9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开始播放，邓小平坐在了电视机前。对他来说，这天的《新闻联播》与自己的一项重大决定有关。
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从电视机中传了出来：“11 月6日至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后，邓小平就决定：要为自己的接班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自己退休，并且是完全退下来。他以这种高风亮节的方式，表示对接班人的全力支持。
时年85岁的邓小平，经历了多场政治风波，深知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几年前，1984年10月22日，他就发表讲话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应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他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并没有到会场，而是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
1997年2月25日，邓小平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致悼词。
1992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说：“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