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性地来看，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毫不间断的市场与反市场、腐败与反腐败、法治与反法治的交锋对抗史。当下，恐怕很多人一直横亘于心的一个问题是：纪念邓小平，可以超越邓小平吗？
央视一套晚上黄金时段正在播出一部纪念邓小平诞辰、长达48集的片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向全面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一个运筹帷幄的强人、伟人形象与彼时人心思变、百废待兴的中国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考虑到主旋律作品往往都经过了艺术加工，加之很多历史档案尚未完全公开，观众实难从一部电视剧中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全部真实细节。只能说从历史主线上尽可能客观公允，对所涉历史人物尽可能“不虚美，不隐恶”——如此认识和还原历史本身就已经非常有难度，尤其是以一种当下的现代的眼光看待整个改革开放全貌时更是如此。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支持市场取向改革的人曾认为，“改革一旦开始将是自我增强的平稳递进的过程：经济改革促使生产力和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而这种提高又会促使更多的人支持全面改革向前推进。”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改革进程的朴素认识和善良愿望。与此同期，邓小平则认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甚至会走向反面。”
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倡议，但改革还没有开始进行就遇到了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回潮，因此改革未能贯彻下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消弭，有时那些固有的矛盾和新产生的矛盾还表现得相当尖锐(新浪财经专栏意见领袖中国经济50人 吴敬琏语)。
从世界范围上看，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要把现今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变革中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压缩在几十年解决绝非易事，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不小的混乱，但若制度积弊日久也孕育着更大的灾祸。
在傅高义那本《邓小平时代》中，邓小平被认为“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尔后中共十三大决定推进以实现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1989年又被打断。这也成为他至死未竟的遗憾。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关于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的提法也很多，但实际进程和远没有原来预期得快，这也造成了高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法制领域的不少问题。
如果中性地来看，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毫不间断的市场与反市场、腐败与反腐败、法治与反法治的交锋对抗史。当下，恐怕很多人一直横亘于心的一个问题是：纪念邓小平，可以超越邓小平吗？这种超越不应只是眼前一时的超越的姿态和趋向，更在于尚未到来、有待落地呈现的超越的结果。
不过，没有人预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便现在领导改革的政治家们真正拥有了如臂使指的实力，同时人们也普遍支持他们顺应民意、推动改革的行动。大家通常能够知道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哪一种政策会导致哪一种结果，而此类政策的重复很可能导致当今的局面。
也许值得些许安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于改革有了更深一步的理性共识：正是由于长久以来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相对更为滞后，形成了普遍的权力寻租腐败的现实土壤，造成了社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等巨大的负面外部性，也才使得一番既触及利益也触及灵魂的全面改革尤为必要和迫切。
不过，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多年前的评论对如今的时代依然生动贴切：“研究历史是医治当代人傲慢气焰的一剂猛药。当我们发现我们原以为何等新奇、何等言之凿凿的肤浅论断，原来早已被人类付出的巨大代价不止一次地验证为彻底的错误时，尽管它们可能呈现出无数不同的伪装，我们才能感觉到羞愧而谦卑。”
错误的确经常被重复，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重大的提醒，只有从历史中真正学会自省，才会有超越的希望，而超越的结果无疑是最好的告慰。但愿今后纪念邓小平这位伟人时，不会再是回首仰视式的纪念。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张鹏
(本文作者介绍：水木清华教育副总裁，原中国证券报记者，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关注时政、投资和管理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