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从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并错过了工业革命，但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
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后，我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的未来，有三点思考。
首先是要把我们的中国模式做一个广泛的国际比较，和发展中国家比，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和西方国家比。我老讲一个观点，不是中国模式好到天上去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中还是明显胜出。
二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坦率地说，西方国家这些年确实在吃老本、走下坡路，严重缺乏活力，但它还有“话语红利”，可以用一些浅薄的话语忽悠一些国人。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是被西方话语忽悠而使中国全面崛起功亏一篑，那我们的后代将会骂我们：你们当时怎么搞的，一手好牌，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可悲的是我们国内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一些人，怎么也自信不起来，只会否定自己的国家和制度，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
实际上，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什么样的教育都好。这些主张全盘西化者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吗？当这张王牌也失灵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来帮着美国忽悠中国呢？所以我干脆把这一点点破。不久前，好莱坞上映了一个新电影，名字叫《Her》：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但电影的背景是上海浦东陆家嘴，人家问电影导演Spike Jonze，为什么用上海的背景来拍洛杉矶的故事，他说，他眼中的上海就是“世界城市的未来”。这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我讲的“超越”，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超越，这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超越。
第三，我们一定要尝试话语创新，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指点江山，来评论中国和世界，这包括话语内容的创新和话语形式的创新。我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
对于一些国人来说，超越西方，超越美国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美国去过无数次，走访了众多西方国家。对我来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赶上和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国对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百姓资产上的超越、社会保障上的超越、科技创新上的超越、制度安排上的超越和政治话语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我们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地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美国。
让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从经济总量来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国际主流研究机构都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乐观一点的估计是，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谨慎一点的估计是3到5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该在10年之内超过美国。这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我们不必骄傲自满，但绝不能妄自菲薄。
二是从百姓资产来说，从家庭净资产来看，中国家庭净资产增长迅速，美国家庭净资产则下降了不少。30年前中美双方进行家庭净资产的比较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双方的差距太大，今天这种比较则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根据2012年6月美联储关于美国消费者金融状况调查（Fed’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美国这些年中位家庭净资产一路走低，2010年为7.73万美元（约等于47万人民币），与最高峰的2007年相比，下降了38.8%（2007年的家庭净资产为12.6万美金，约等于76万人民币）。美国国家是债务经济，美国家庭也是举债消费，当你把美国家庭借来的钱统统排除，美国一般百姓的家底并不厚。我在书中写到，中国一半左右的城镇居民的家庭净资产估计已经接近或达到47万元，而在与美国人口相当的中国发达板块，多数家庭的净资产早已超过了47万。在中国发达板块，47万元家庭净资产应属于弱势群体，甚至属于贫困阶层了。不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多少问题，中国多数家庭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我们对此首先要肯定。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让这么多人的财富这么大幅度地增加。当然，财富的迅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中国的问题说得清楚，最终也都有解。美国人老喜欢在世界上教训别人，但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评估：“美国今天的中位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坦率地讲，这样的国家是应该被别人教训的，而不是教训别人。
有人说，美国人均GDP比中国高很多，怎么可能家庭净资产与中国家庭相差不大？我说，这正好印证了邓小平经常讲的一个观点：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算高，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人民得到的实惠比较多。顺便说一句，中国崛起也意味着我们要推动指标体系的创新，否则就难以准确把握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就容易被人忽悠。我自己走的地方多，要了解一个国家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我认为两个指标很关键：一个是家庭净资产，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
上面已经谈了家庭净资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这算是第三个例子。人均预期寿命是一个综合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非洲国家的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是60多岁，中国已经达到75岁，美国是78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的发达板块与美国人口相当，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0岁左右，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寿命是82岁，均高于纽约的79岁，而纽约还是美国最高的。
四是中国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超越，这也应该是最有意义的超越。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探讨和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我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美国梦”今天之所以风光不再，主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压倒了政治和社会力量。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的平衡确实更加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中，多数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两个月前，我们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共同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不少西方学者还是习惯地指责中国政治制度。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过去十年，我们“创造”了三个英国。如果英国继续沿着英国模式走，包括英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这是一个几十年没有长进的模式），中国继续按照中国模式走，这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模式，我估计我们不久将每两年就“创造”一个英国。我们的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就像今天的上海，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它一点也不害怕和纽约、伦敦竞争。我们欢迎这种竞争。
最后是话语的超越。西方话语下讨论中国未来，几乎都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再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这种逻辑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的预测总是一错再错。
我从中国话语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她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中国当时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从18世纪开始中国逐渐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最终将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这也就是我讲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中国今天的这种迅速“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国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中国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