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解放，毛润之先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震撼世界的豪言壮语激励着中国人去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新中国赋予了中国人“人民”的新概念，1958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东经116度23分29.88秒，北纬39度54分11.40秒的位置，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刻：“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伟人振臂气势磅礴，以人民英雄定乾坤的宣言，盖论了中国近代史的“人民”。
数年后，随着拙者由细胞演变成生命，经过诞生、成长、成熟、初老的历程，开始对一贯信仰的“人民”概念产生若干思考。思来想去，觉得毛先生的人民概念，抽象且意义模糊，还是孙中山先生早期奠定的国民论最为精辟。因为国民的称谓给了中国人“国民”的定位，给了“民”一个“国”，让民找到了国家的感觉，这是中国历史进化的最重要进步。
人民是什么？在线新华字典对“人”的定义说：“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动物。”“民”的定义解释说：“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按照这两个定义，“人民”就可以合成为：能语言、能交流、能劳动的高级动物群体，属于中性的名词概念。新华字典又定义“人民”的概念，解释人民是：“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与敌人相对的社会基本成员。由若干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构成，以劳动者为主体。”以此定义推论，中国的百姓主体就是与敌对阶级相对的群体。如果历史倒退40年，我们尚可挖出“地主、资本家、走资派”，找到人民定义的阶级敌人。可是今天的人民，如果仍然属于与敌人相对的社会基本成员的概念，那么他们就要敌对，当今遍地皆是的“新兴地主、资本家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国民是什么？新华字典定义为“具有某国国籍的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除此解说之外，中国人对“国民”便没有了概念上的准确定义，而以人民概论之。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国民”，早期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影响，进而提出了对中国人“国民性”政治改造的学说。世界自“国民论”诞生以来，各国人民就在为争取成为“国民”而不息的斗争，使他们摆脱臣民、人民，在国家中拥有一席政治的地位。
日本人这样解释国民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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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 nation )是拥有国籍的人。个体的国民是在特定的国家，且拥有该国家国籍的人。
二、国民的政治，依据某种共同属性，形成的广域的政治共同体，是国民的集合体。国民居住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建造一个共同的国家。在这样的框架下，国民或由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群体组成。
三、国民的属性，依据该国的文化、语言、宗教、历史标准，制定本国的基准。在这种属性基准制约下，存在对不同属性人群的同化、排斥、逐出的做法。国民并非共通属性的产物，却是共通属性的政治产物。“国民”是拥有国籍的国家主权构成者，是生活在同一宪法下作为立法代议机构主权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因此“国民”所有身份的人、财产、能力都包括在这个政治共同体的范围内，国家的行为即代表了政治共同体的共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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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国民”虽然一字之差，但词意、政治理念、国家意义则完全不同。人民是中性的，而国民是有性的，即赋予了民以“国性”。国民成为拥有国家、国籍，得到国家保护和受到国家法律制约的人群标志。国民的概念是平等的，非属于一部分特权代表者的专有，全体国民因此对国家共同体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纵观世界各国各民族，“民”的历史演变，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人的原形、人群、臣民、人民、国民的改造过程。在这些称呼性质的演变过程中，“国民”到达了象征“民”拥有“国家和民权”的最高理论境界。或许国人并不在乎“人民”或“国民”的称谓，然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被世界看得起的民，就应该选择做“国民”，将自身与国家的概念和责任维系起来。中国人需要找到和究明，自身在国家中的定位，在“人民”和“国民”之间寻找一个符合国家和个体平等纽带的正确答案。
人民和国民的概念转化，在国家意识进化中发生过重要作用。著书《清日战争》的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明治维新的时代，东方传入了“国民”的新概念，国家的人民从愚昧狭隘的个人意识，一举跃进到国家观的高度。“国民”的思想，超越了“人民”“臣民”的理念。“民”的脱胎，成为国家为我，我为国家的近代国家主义。日本“国民”地位的诞生，在这场战争中，深刻影响了近代大陆文明的进步。
早年孙中山先生强调的“国民”理念，在华夏大陆没有得到延续。“人民”概念的变型，使中国的“民”远离了对国家的责任感，被维系在忠于政党概念的制约之下。体制约束下的人民，被动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那种自觉的、意识的、责任的、无私的，为国家奉献的立场。
日本人经常爱用“国民性”来褒美自己民族的美德，明里暗中堪比世界各国之优秀。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大地震，日本人表现出了特有的国民性。日本政府每隔5年都会实施一次《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从1953年到2008年，先后进行了12次调查。调查主要目的就是要了解日本国民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意识变化动向，掌握日本国民对世间事物的思考方法，从而对执政实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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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度调查：
——问14：是否满足政府实施的日本民主政治？
——回答：满足（2%）；较满足（28%）；不太满足（43%）；不满足（20%）；无（7%）。
2002年度调查：
——问12：舆论认为外国人不能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法，你怎样认为？
——回答：是的（51%）；不是（37%）；其他（1%）；不知道（10%）。
2008年度调查，问7：
——你认为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回答：生命、健康、自己（18%）；孩子（7%）；家庭（52%）；祖宗（1%）；金钱、财产（4%）；爱情、精神（10%）；工作、信用（2%）；国家、社会（2%）；其他（1%）；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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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涉及各个方面，答卷是在无拘无束的前提下做出的。显然一个关注自国国民意识的政府，才可能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实现一个真正以民为本的合格政府。
现代中国人似乎正在试图从“人民”的一般论中解脱出来。人们在关注“现代国民”的理念，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正如1970年代末，中国曾经展开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那样。然而时隔30年的今天，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百姓至今没有得到一个通俗易懂的答案。尽管中国的经济实践获得了成功，可是真理标准似乎在变得模糊；道德准则似乎在发生退化；金钱的所有量似乎与道德拥有量呈现反比。虽然当今的政治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善良懦弱的民众正在感受到退化带来的危机。
“人民”不等同于“国民”的概念，国家应当确立国民的称谓。人民如果不愿意追求国民的归属，国家如果不愿意赋予人民以国民的地位，那么中国人就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将自身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在世界上只能做“二等民”。即使“二等民”拥有奢侈的财富，也难以融入“一等民”的世界。仍然会被第三只眼看成是没有国民地位的暴发户。
在批评家们的笔下，许多旅行海外缺少美德的中国人，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口诛中国人没有国民性，或借来大文豪鲁迅先生尖刻的笔伐，论及中国人历来的德性。的确在海外会经常看到这类的国人，但拙者还是想向批评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您是国民吗？我们是国民吗？中国是国民社会吗？人民可以代表国民吗？”
草民、村民、平民、市民组合而成的“抽象人民”，有权自由表现合法的，民的个体特征的行为。他们的表现其实是在无意识中露出的，本地历史传承的文化和现今中国社会的表象，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国家将他的民放了出来，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的民就是这样的，无论我民的文化是优秀的还是丑陋的，世界需要接受中国“人民”的文化。对此批评家指责的原点，应隶属国家责任的范畴，是历史以来国家忽视了本国人民的“国民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批评家们应该从国家概念中寻找“民质”形成的原因，而不是一味的责备那些不懂“国民性”的善良的人们。
人民的认知与国民的意识，曾经是所有先进国家的人民，在向文明社会进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国家赋予人民以国民，让人民在国民的意识下，自觉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吸取这些有益的经验，勇敢尝试孙中山先生早在百年前就留下的“国民论”的政治遗产。让国家的国民经常想到国家，让国民的国家经常想到国民。
作者：宗泽亚，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八十年代未移居东京，历经留学、历任化学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等职。多年专注日本古代民间风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近世日本性文化》《清日战争》《明治维新的国度》《清日甲午战争写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