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年间，跑步就蔚为风潮。记得还在五六年前，TNF（The North Face）在北京第一次办越野跑比赛的时候，跑者还大都是不多的一些习惯晨跑的工人，所谓“群众体育”的活化石，还有户外爱好者群体。但突然间，跑步几乎改变了北上广的城市景观。
一些著名地产商围着自己的楼盘跑，到波士顿跑马拉松，连带晒他们的果蔬汁、登山心路和手制红烧肉；微信朋友圈里，跑步路线、跑步时看见什么、想些什么、撞到谁，也俨然成了标准的刷屏内容；每周相约奥体公园、参赛马拉松、彩粉跑，更成了北京新新文人、新新中产们跳出宅男女生活、跳出小圈子的一大热门选项，也难得地开始与官办主办的公共活动互相交叉碰撞。以致于，从早到晚，北京的奥体公园总是人满为患，即使雾霾天也不例外。公园内的十公里跑道只铺了一层薄薄的塑胶，跑感并不好，跑者若想畅快地跑完全程，并不容易。
到底发生了什么？
通常，每一种新生活方式浪潮出现的背后都有其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原因。例如，1970年代初期，小文革结束，913事件过后，人民的政治热情褪去，开始追求世俗生活，男打家具、女打毛衣的风气便流行开去。至今很多城市平民家里保留下来最多的老物件，不是明清家具或者瓷器，还就是一水的72条腿。笔者去年曾经参观上海青浦的陈云博物馆，对其中收藏的陈云在中南海用过的家具印象尤深，无他，其款式、木料和油漆非常熟悉，正是典型的1970年代风格。当时城市的普通家庭，这一自发的DIY风潮，几乎复制了中南海的家具样式，可说相当程度上破除了个人崇拜和政治狂热，自发创生了一个改革前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气氛。
再有，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各种“靡靡之音”随之进入每个家庭，而渐渐形成的一大城市景观便是市民围看电视剧的热潮。只不过，每个周末，旧式邻里街坊在一个四合院里共同围看的不是审判四人帮，而是从《加里森敢死队》到《血疑》《排球女将》到《渴望》。这是人民收入增加、文化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带来电视传播的普及和电视消费的热潮，终结了传统的单位制集体生活和旧式的邻里社区结构。
而新近出现的长跑热潮，以北上广这些特大中心城市为最，跑步人群又以新兴中产阶级为显著，其背后反映了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变化，或者暗示着何种即将到来的变化趋势呢？直观上，会有人猜测，这一风潮或许是大都会新兴中产们追求健康和活力，向肥胖说不。的确，如果以BMI指数超过25算超重的标准，从1992年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中国的成人超重率上升39%，临床肥胖率上升97%（据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更有肥胖问题专家预测说，到2015年，中国的肥胖人口将超过两亿。按照这一趋势，到2025年或者30年，中国的GDP或许未必赶上美国，但胖子的规模却可能超过了。
按《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作者弗伦奇和格莱博的说法，肥胖，既是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也是结果：一个阶级的肥胖背后，是不健康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交形式，也是这一代新兴阶级的忧虑。相比欧美市民50%左右在家吃饭的频率，这些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只有平均20%的在家吃饭机会。传统的中式狭窄厨房，不仅限制了共同在家吃饭、共同交流的机会，也继续强化了家庭内部不平等的分工，甚至诱发了过度饮食，以致于普遍的肥胖。当然，新兴中产中另一部分如白领阶层和更接近中下阶层的宅男女们，他们的过度工作模式、缺乏社交、依赖方便食品、城市公共空间被过度商业化等因素，也都是肥胖的原因。
当然，对肥胖以及肥胖背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的焦虑只是其一，还有形形色色的对地沟油、奶粉的食品安全焦虑，对子女入托、上学、高考的阶级再生产焦虑，以及对医疗、退休金的福利焦虑，对楼市不稳、对法治缺乏信心、对大气污染恐惧等等的财富焦虑、环境焦虑和政治焦虑等等，集中体现为整个新兴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笔者早先有文专门论述（见吴强先生《大家》主页）。
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必须日如一日地忍受排队挤地铁、受安检、开车堵在路上、走路须戴口罩、办公室须忍受无条件加班、各种地位差异和人身依附、尊严丧失殆尽的羞辱，上述集体和阶级的焦虑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相似场景中被反复地强化。作为正常人，只要认真对待这一切，便几乎不可避免地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因为无法区分上述各种焦虑模式，而陷入反应迟钝、无意识和记忆消失。
最近神经科学的研究，对焦虑成因也有了新的发现。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近代的一个神经性教条，即成年后人脑的神经细胞不再增加，只是不断死亡，不能再生。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有科学家不断发现新生神经细胞的现象，尤其在影响学习、认知、记忆和情绪的海马区。1990年代随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发现成年小鼠的新生神经元后，这一研究引发了极大关注。有趣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是神经科学对阿尔茨海默症等研究进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纽约等大都会长跑热潮兴起的时期。
最新的，则是霍普金斯的亚萨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德川前团队证实了，焦虑的根源来自海马去齿状回区域，如果新生神经元不足，则神经活动过于活跃而将记忆混淆，阻碍大脑的“模式区分”，难以区分相似场景进行逻辑归类，也就是记忆的“泛化”引发焦虑。比如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老兵，常常因为无法区分现实生活中的和平草地与杀戮战场、都市黑夜与战场黑夜而引发恐惧。
而缓解焦虑的方式，就是刺激新生神经元，抗抑郁药物百忧解的功能之一便是如此。类似的，对白鼠跑轮的发现也证书，跑步和体育锻炼能够刺激海马区的新生神经元，然后改善小鼠的认知，减轻焦虑。所谓生命在于运动的古训，跑步让人快乐的鸡汤，因此得到证实。
不止于此。如果追溯跑步与人类文明史，就能发现，是跑步将猿变成了人，并且实现了迁徙和人种与文明的扩散，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包括男女间关系和女权社会与男权社会的更迭。
根据宾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雅布隆斯基的理论，人类最初是通过狩猎和迁徙过程中的跑步，才得以逐渐进化，比如增大的下肢关节和适合奔跑的较短的脚趾头，并形成灵活的腰部，包括谢亚龙执掌足协主席期间特别强调的髋腰肌的训练，这是中国男女足运动员最大的身体缺陷；还有较直的上臂骨，和朝向侧面的肩窝，而不是猿猴总是上举准备随时攀爬的向上的肩窝。这些进化极大增加了人类的上肢活动区间，解放了上肢，双手的技艺得以不断进化，同时刺激了大脑的扩大。而更重要的，还是跑步所需的体温调节帮助人类发展出一套皮肤冷却系统，被毛得以逐渐褪去，也因此永远脱离了野兽的序列。事实上，人类是哺乳动物中最善于长途奔跑的，例如每年一度的北美弗蒙特100英里越野赛，选手们能够在24小时内跑完全程，持续奔跑能力超过任何马匹。
在不断狩猎、驱赶和迁徙的过程中，男性的跑步基因随Y染色体而传续，男性也渐渐因为具备穿越地理情境产生的复杂认知和记忆能力而不断刺激神经元增升，脑容增加，权力也随之扩大，原本属于采集和种植的女性权力却不断下降。最终，善于奔跑的非洲移民在三万年前统治了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几乎随着人类定居文明开始的同时，男性Y染色体也开始了退化、变短，Y染色体特有的男性基因逐渐被X染色体共享。其后的人类历史，便是善于奔跑的民族如何捍卫民主或者游牧民族如何征服农耕民族的故事。通常，这些善于奔跑的民族通常也比较快乐。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已经分享了男性的基因，包括奔跑基因，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因此不断缩小，尽管在一些国家，这种男女间的不平等还是显而易见，因为不平等而产生的威权主义也时时刻刻再生产着各种焦虑。
在这种情形下，如同任何一个系统的更新都依赖内部新系统的创生，摆脱焦虑的唯一方式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就跑者个人而言，每个个人，加入跑步的行列，无论在健身房的跑台，还是户外公园，都意味着一种向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且随着多巴胺的分泌，同时刺激着新生神经元，改善着个体的焦虑。例如，在多地马拉松比赛领跑的花椒毛豆，自然成为跑者心目中的女神，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宅男女们加入马拉松行列。而领跑的企业家们，如潘石屹和王石，甚至因此进入“公知”的行列，他们的企业也被想象为良心企业。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在一点一点清除着体制带来的无力感、模式认知混淆和记忆泛化等等焦虑。
而当风潮兴起，这种貌似孤独的跑步，却可能大大增进社交，结果便成为一种阶级意识觉醒的集体行动。比如，当公民们习惯于奔跑穿梭在城市的道路，自然而然地将更加热爱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也势必对各种城市公共空间被商业化所占有、被各种栅栏所分隔、尤其是行人和自行车道路被压缩更加不满，从而对城市产生更多的批评，提出更多权利诉求。特别的，在城市穿梭逡巡奔跑，对城市跑者神经元的生长刺激和记忆深化，以及城市探险一般带来的分享，胜过任何一种手机地图带来的熟悉感、空间感，从而增强智力的优越和实际的占领感，仿佛新的城市游牧民族，如同罗拉快跑一般，可能挑战并且改变陈旧腐朽的城市景观。
何以解忧？惟有跑步！
（注：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汉堡大学法和经济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主要关心欧洲、东南亚和中国的社会运动及新媒体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