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伙盗贼，被网友称为“女侠”、“盗亦有道”。陕西彬县女子房云云举报称自己作案8起，却只被追究6起，没有被追究的那两起案子，是偷了合肥的两名官员。房云云还有一位同事，称“从来不对老百姓下手，专门偷官员。”实际上，只偷官员，说明他们是一群纯粹从利益角度出发的职业盗贼。但数次“小偷反腐”的成功，也给反腐制度带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伙盗贼，不仅“盗亦有道”，还是“反腐英雄”？
“只偷厅官，不偷百姓”被赞“盗亦有道”
今年5月23日，合肥市民张某家中被盗，警方经调查锁定了嫌疑人房云云、唐某燕。5月26日，两人再次作案时被警方现场抓获。但因房云云怀孕、唐某燕尚在哺乳期，警方只能为二人办理了监视居住。实际上，根据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钟刑二初字第118号刑事判决书”记录，早在今年3月，房云云就因在常州等地采用技术开锁手段，入室盗窃6起，被常州警方抓获，但因有孕在身，被取保候审。
可以看出，这两人是惯偷，也善于利用了孕妇的身份。但之所以被称为女侠，据说是因为唐某燕在被警方抓捕的时候说“我从来不对老百姓下手。偷哪个单位，其实是随机的，我一般是直接去找领导的办公室。”
这样的情况，也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认可。据合肥警方介绍，该团伙作案对象特殊，多是选择党政机关厅处级领导干部下手。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房云云等人拥有几乎全国各省省级党政机关的通讯录，同时确定唐某燕曾应聘电信部门前台工作人员，以方便寻找领导干部的家庭住址。可谓准备充分，用心良苦。
历来，只要出现“专偷领导”的窃贼，定会引来一片赞叹。据山东电视台《警方前线》报道，山东的一个团伙因盗窃被抓后，自诩在业内“广受好评”：只偷党政机关，不偷百姓。还有一个案例也非常有名：08年，云南泸西县政府办公大楼发生窃案，而窃贼是根据各办公室门前所示的职务按图索骥，有选择地撬门入室行窃。除了正、副局长办公室，其他数十间科室的办公室完好无损。在当时的新闻评论中，最多人顶的一条评论是“英雄啊”。
偷完之后还举报贪官，更被奉为“反腐英雄”
在合肥警方把房云云移交常州警方后，房云云因在常州等地6次入室盗窃，被常州市钟楼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奇怪的是，房云云对警方称，自己作案明明是8起，为什么少了2起。这少了的两起，房云云称被偷户主都是“大官”：安徽银监局和安徽省食药监局副厅级官员。
房云云说，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两名被盗官员的家庭住址，“每天我都在单位门口等着他们下班，他们开车回家我就打的跟着，经过好长一段时间跟踪，才知道他们住哪儿。”“在他们家里发现大约价值三四十万的购物卡，在其中一户里，还看到很多礼品和几本房产证，其中有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别墅，还有一个1800平方米的土地证”。
这些细节被媒体曝光后，很多人自然就会质疑，之所8起案件变成了6起，肯定是当地警方为了包庇官员的不明财产问题。而安徽警方在舆论发酵后的回应“那两起案子没有提及，是因为他们是团伙作案，警方正在追逃相关成员”则被视作房云云的反腐功绩。
实际上，不止房云云。在这个团伙里，另一个主犯唐某燕，2009年作案后曾被抓，当时媒体就已经报道了她“反腐”的业绩：向中纪委网站提交了一份举报材料并附有5张照片，举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理事长王术君和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程孟仁。
实际上，只偷官员、举报官员皆为偷窃本身的利益考量
偷官员不仅因为官员钱多，更是因为他们愿意吃哑巴亏
这伙盗贼，把自己偷官员的行为，美化成“偷老百姓”的反面，意思是自己侠肝义胆、劫富济贫。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价值判断的选择，她们的行为更表现为一个精心策划、分工明确的职业犯罪团伙,“偷贪官”主要是为了“偷得更多更安全”。
偷得更多，这点不用多说了。偷得更安全是因为，在作案过程中,一旦她们在受害人家中发现大量财物,会先拍照,并远程将照片传给同伙。目的一是，如果现场被受害人发现，即可借此威胁其不要报案；二是日后如被警方追捕，可恐吓受害人撤案，以逃避法律制裁。
唐某燕正是抓住了贪官这种财产被盗不敢报案的心理，才屡屡得手。唐某燕流窜作案都是坐飞机，但不惧高成本：因为你无法想象有些官员办公室有多少东西，随便拿点东西来卖，成本就回来了。
官员不是喜欢吃哑巴亏，也是利弊权衡之后的结果。有些选择完全不说：如河南漯河警方曾经破获了一起系列盗窃案，盗窃团伙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流窜作案，专偷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并把单位“一把手”作为盗窃的主要对象，在短短9个月内盗窃百余起，而警方并没有接到任何“一把手”报案，是其他窃贼检举揭发，才揪出这个团伙。
有些选择少说：2011年11月底，有媒体报道，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数千万现金，但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后，警方发现其被盗财产总价值近5000万元；而就在房云云质疑8起案件怎么变成了6起之后，安徽涉事官员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怎么可能被偷这么多哦？”
而举报官员，是为了出事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刑
房云云之所以颠覆常理地质疑自己的偷窃案怎么从8起变成了6起，给自己加罪，是因为她一门心思都想着立功，“加上我盗窃合肥两名官员家的行为，我一共作案8起，为什么最后变成了6起？我举报这两个官员，算不算立功？”但她却忘了，交代这两件事，会增大自己的盗窃数额从而使量刑更严重。
据另一嫌犯唐某燕说，2012年7月的一天，她进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大楼15楼一房间。办公桌上的工作证显示，主人名叫王术君，是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理事长。她在办公室抽屉里拿了七八套生肖纪念币、几套银币、5元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200张、建国钞3本、十几个银元、铂金黄金首饰、金条等。又在2012年10月10日晚，进入贵州省交通厅802室的门，这是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程孟仁的办公室，她在柜子里偷了名贵香烟、冬虫夏草、茅台等，在抽屉里偷了一个苹果电脑和一些黄金首饰、一块浪琴手表、两三套金银纪念币、一个白色手镯。
据媒体报道，当唐某燕把上述证据交给警方，希望他们移交纪委时，警方发现这两个人已经落马了，唐某燕觉得自己的立功线索又少了两个，悲伤不已。
所以她们根本不是什么“侠盗”，但客观上对反腐确有一些启示
“小偷反腐”从侧面印证了“贪官对于遏制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功劳”的说法
今年5月，某媒体刊文说，近年来，人民币一直走在外升内贬的路上，对于内贬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央行货币超发造成的，货币超发本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中国近两年来的CPI增幅却大致保持在2%-3%的水平。这时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解释：中国庞大的贪官群体对于遏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功有功劳。
而官员的办公室和家中藏有大量钱财，也在最近这些年“小偷反腐”的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小偷反腐”客观上的成功，可以得出的两点反腐经验
从客观上看，“小偷反腐”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总结起来有两个原因：其一，长驱直入官员最隐秘的住所，实际上是一种深度调查，更容易发现问题。其二，小偷只关心钱，无其他顾忌。
这两点，其实对于目前的反腐形势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第一点，其实就是要引入更方便人们检举、揭发的机制。比如类似于印度“我行贿了”网站那样的网络渠道。在腐败猖獗、民权式微的当下，不应当要求举报者实名举报。举报者只负责提供线索，有关部门应当在这些线索的基础上依法调查。
对于第二点，应为检举揭发者提供奖励，这也是法治社会的普遍选择。比如，美国除制定了“揭发者保护法”，还在“反欺骗政府法”中确立了“共分罚款”制度，与政府无关的普通公民，可以对骗取政府款项者提起诉讼，胜诉后可获得挽回公款的15％-25％。据一项统计表明，在1986年至2008年期间，这一制度安排帮助美国政府挽回了220亿美元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