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北京大学为了燕京学堂计划，从校内到校外，议论纷纷，反对声音浪潮汹涌，不少人揭竿起义抨击燕京学堂计划不妥，为殖民主义情怀有之，为租借地做法有之，事关北大的文明定位有之，破坏校园景观有之，差别待遇有之……理由洋洋洒洒，义愤填膺，想必多数人如我读来不免击节赞赏，频频点头。北大在7月24日从善如流，针对批评意见，做出很多让步妥协，让争议冷却下来。这件事我是个旁观者，谈这件事，虽是越俎代庖，就当是野人献芹，因此，仅谈“形而下”的技术问题，不处理“形而上”文明去向一类的问题。
现在，虽非事过境迁，却大概也是激情过后，回头再度审视燕京学堂引起的争议，可以简单地归为三点。第一，燕京学堂的地点问题；第二，学堂老师学生的VIP待遇问题；第三，学堂课程本身的问题。第一点，燕京学堂之前选在北大校园内中式庭院建筑的静园。这个做法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行之有年，最平常不过的做法，可说是土法炼钢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在北京旧城内东边拆掉庙宇寺院，西边推掉整个胡同，然后建一些不是光怪陆离，就是了无情趣格调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做法与欧洲南辕北辙，没有西化，没有采取欧洲发展的经验。在欧洲，比如巴黎，基本上，新的建筑物盖在新城区，旧城区尽量保存维修翻新，新旧相互峥嵘，互不干扰，看来都很顺眼。欧洲大部分的城市努力保持其历史风格，所以旅人走在不同城市，仿佛回到过去，好似走在不同的历史片段。
这次众人反对燕京学堂地点选在静园是一个进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化。其实，燕京学堂如果遵从其英文中所说的设立理由——“让未来全球的领导人有精英式的中国体验”（The Elite China Experience for Future Global Leaders）与“培养未来领导人的精英训练”（to prepare an elite class of future leaders），燕京学堂的地点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选在北大校园内，而是要选在长安大街上，遥望帝阙。退而求其次，则是选在CBD里，天天还可以与外资企业外国使馆人员交流，将来为他们开课，也省事方便，吃饭住宿水平也比北大附近靠谱，吃香喝辣统统有，更不用大老远一趟从东徂西，令人意兴阑珊。简单说，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如果哈佛大学有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吸收培养全球各式各样的领导人，北大来个燕京学堂也丝毫不为过，而且在中国崛起之刻，正是适逢其时。
再来是学堂老师学生的VIP待遇问题。自从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成为“国是”，信奉至今，已经毫无可疑地取得重大的经济成果，在短短三十多年内，让中国的GDP荣居世界第二，但也因此造成社会内日益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以此来看燕京学堂VIP的待遇，很难说是违反“国是”，更多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路线，所以，目前对VIP待遇的不满是可以暂时置之不理，但是长远来看，燕京学堂是否带动整个北大在国际上学术教育地位的扬起，让未来北大更多的老师学生享有更好的待遇福利与更有利的研究教学环境，这便要看大学主事者领导们的本事与担当。正反两方皆应以此衡量成败评断是非。
此外，燕京学堂的学生住宿是否过于豪华，以英国牛津剑桥的情况来说，东亚各国各地的学生宿舍都嫌局促寒酸，在一些牛津剑桥古老而且有钱的书院，如剑桥的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国王书院（King’s College）等，学生不但是一人一间房，有些还一人一套两间房（a set），就是一个客厅/书房，外加一个卧室， 窗外看出去是柳树康河绝非少数，时而听到教堂钟声不绝于耳的房间到处都是。每周一至周五，天天有佣人（bedders）来清除取走垃圾，一周换床单一次，杯子一起洗，都不用自己洗。在书院里，有自己的信箱，大型的信件，在书院大门口边上的房间里，有柜台人员（porters）代收。
学期间，周一至周五，每晚有正式晚餐，多数书院要将学士服或硕士服套在衣服或西装上吃饭。碗盘都不用端，也不用自己收，一切服务员送到面前，吃完后收走。通常三道菜，先前菜，主菜，最后甜点，平时，葡萄酒要自备，过年过节，总是有些特别晚餐，餐酒就由书院包了，剑桥的国王书院，每年的创办人纪念日，八道菜九种葡萄酒，同时，国王书院闻名全球的少年合唱团还在大食堂夹层的阳台唱歌歌颂亨利六世国王——这个国王书院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与中国大诗人徐志摩的书院。
相较之下，请问中国北大要吸引全球精英来的住宿条件会太优渥吗？在牛津剑桥的书院用语就可知老师学生同属书院成员，同是知识人，本科生是书院的junior members（资浅成员），老师/院士（fellows）就是senior members（资深成员），本科生的游憩室是Junior Combination Room，老师们的沙龙就叫Senior Combination Room。其实，重视善待学生，就是重视善待“士”的起步。
第三点，燕京学堂课程的问题。这里面又分两点，其一，英文教学；其二，课程名称——“中国学”。先说英语教学。现在全球非英语系国家的大学提供完全以英语上课的课程，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博士课程，都越来越多，多到已经一点都不稀奇。在欧洲大陆，不要说荷兰、比利时、德国、北欧诸国皆有全盘以英语教学的课程，连文化自尊心最铁杆，时常反英语霸权主义的法国也逐渐提供一些英文课程，比如说巴黎政治学学院（Sciences Po）就有好几个以英语教学的课程。连最近接受国际化步履缓慢沉重的日本，也终于在近几年，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学开始提供英语课程，从国立的东京大学、公立的一桥大学到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都有，早稻田还有设立一个专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本科生教育学院——国际教养学部，在京都的私立名校立命馆大学索性到九州的大分县办了一个全新的英语日语双语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以英语教学这点来说，北大燕京学堂不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只是后起直追之秀。
这些课程教学的质量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七月份法国《世界报·外交版（英文版）》（Le Monde diplomatique）有篇文章《英文的胜利》就提到即使在荷兰或北欧的一些国家，连一般人英语都流利，但英语毕竟不是母语的当地人教起书来，总是有点力不从心，无法像使用自己的母语一样，可以讲解得很细腻精微。日本的情况听起来就更像是笑话，《日本经济新闻》（日文）就曾经报道过，在日本某些英文课程中，学生的英文能力高于老师的不是孤例；老师常常要问学生这个英文怎么说。尽管如此，这些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课程，除了招生可能比较容易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间合作交流的有力管道。首先，两边都有能说英语的老师与学生，不管合作项目为何，从双学位到大学间硕士博士论文评审工作会等等，总是方便省事，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在全球化的世界，这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课程，即使有不少缺陷，却也是不可缺之的存在。
从各方讨论看来，燕京学堂的“中国学”课程，目前大概就是试图成立一个有中国特色与中国观点的国际公共事务教养硕士课程。这样的课程在崛起中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乃是中国借由教学课程参与介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语建构的一个平台。目前这个话语建构的语言是英语，这是铁打真金不换的事实，不是个人主观意愿可以左右。这是一个训练中文为母语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如何使用英文与其他国家的人进行观点交流与学问角力的好机会。这样的平台，不是中国每个高校需要的，更非整间大学需要“燕京学堂化”。
（资料图：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燕京学堂本身不是问题，燕京学堂可以不是租界区，燕京学堂办得好，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特区与尖兵。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主事者是否有能力与决心将燕京学堂办成特区。要办成特区，要推出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观点的课程，那仍然取决于中文学术文化世界是否可以培养取回判断自我学术文化优劣良否的能力与主权。这个能力的培养与判断主权的回收挑战着主事者与领导人，更严峻考验逐渐依赖美国《社会科学引用目录》（SSCI）的量化标准，因而放弃自我判断的中文学术文化世界。
作者：蔡孟翰，出身南朝，学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迹四海，思想既东且西，观点亦左亦右。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