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界人士最早感觉到了新政上谕颁布前后几年里国家的变化。
1904年，已经成为实业家领袖的张謇感慨，在过去的10年里国家的发展程度超过了以往百年的时间。而接下来几年的变化速度更会出乎他的意料。尤其对于从各大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新型商人来说，这是一段被历史忽视，却又确确实实存在的重要时期。早在几十年前，李鸿章等老派洋务官员就感慨，中国的通商口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能等着洋人逼着开埠，朝廷应该主动开放。但朝野上下，包括满汉在内的爱国者们对他这种卖国言论进行了几十年无休止的轮番轰炸。
事实上，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发展速度年均为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要高。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工商业经济的真正形成规模、开始像模像样发展，是被日本给打出来的结果。
正在日本的梁启超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虽然遭到通缉，其实他并没有被国家冷落，朝廷官僚层中的不少开明人士一直和他保持着深度接触，甚至这种接触有可能是被最高统治层所默认的。“庚子事件”期间“自立军”在湖北的武装起义被张之洞镇压后，梁启超一度对清政府失望透顶，对光绪皇帝能否重掌政权也失去了信心。“自立军”起义是一次非常复杂的事件，虽然规模很小，但事件之后，康有为的一些追随者受事件本身影响转到了革命阵营。梁启超的思想也变得更加激进，主张实行破坏主义，似乎要完全抛弃改良主张。
1903年他第二次游历了美国。梁启超在游历中，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敏锐而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同时又深深地思考着中国自身的问题，并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旅美游记———《夏威夷游记》和《新大陆游记》。在纽约他切身感受了现代大都市的华丽与繁荣，也考察了这个最负盛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窟，并拜会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北上芝加哥，得到名士杜威的盛情款待。更为重要的是，他除了身体力行切身感受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之外，还对美国的唐人街华人社会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梁启超的思想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
去到日本之后，他旗帜鲜明地放弃了排满革命的主张，专言当下中国所需要进行的是政治革命——完成君主立宪，而非进行暴力革命。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中国人，他认为当下的满人已经成为国家的一员。需要改造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单把满人驱逐。他还明确指出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最不相容，而股份公司必须在完全法治的国家中才能兴旺发达。
1903年开始，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用以规范商业竞争，激励工商实业，这一系列由海外归国的法律专家拟定的规章制度颁布之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新的保证，去掉了更多的枷锁和束缚，这就势必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在这个阶层的影响下，有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时期已经渐渐成为核心政治力量，它就是立宪派。
1904年 2月6日，日本对盘踞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袭，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与俄国欲把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发生激烈冲突。
日俄战争的结果正如立宪派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
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战后立即刊载文章，将两国交战的结果归因于政体的不同，难免过于简单草率，但此文却立即得到社会广泛响应。立宪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当时“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中国的宪政思想体系，并非偶然间的天外来物。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有大批涉外官员在自己的私人信函和向朝廷递出的奏折中提醒“议会”之重要，宪政思想已见端倪。在新政上谕发出之后的1901年6月，立宪主张则由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首先正式提出，倡议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904年3月24日驻各国公使孙宝琦(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俄公使)、张德彝(驻英公使)、梁诚(驻美、墨西哥、秘鲁攻使)等联名电请朝廷宣布立宪，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明定宪法，“先行宣布中外，以固民心，保全邦本”，否则“外侮日逼，民心惊惧相倾、自铤而走险，危机一发，恐非宗社之福”。
驻外公使们的上书给国内的立宪派活动及地方督抚的立宪要求以巨大影响和支持。据《东方杂志》披露，孙宝琦还鼓动朝廷重臣端方和张之洞说服朝廷立宪。
7月2 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12年之后实行立宪，并请简派亲贵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湖南巡抚端方在入朝召见之时，也反复声明实行立宪对国家、对皇室都有大利。
1905年11月，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新任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与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新任出使大臣刘式训、新任出使德国大臣杨晟联合入奏，再一次强调保邦致治、自强富国，非立宪莫属。认为应该实行5年的必要预备期，届时改行君主立宪。因为中国自身体制已经传承千年，实行迥异于传统政治的立宪体制，必须实行三件大事：
第一，“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人民奉公治事，一切以宪法意义为宗旨，不得稍有违悖；
第二，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第三，关于集会、言论、出版的立法。
在此之前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警告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
这些大臣之所以主张首先从科举入手，是考虑到科举制度的改弦更张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比起根本政治制度的改正更易操办，所以清廷对教育变革的态度也明显比政治变革积极得多，当月即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除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
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被架上了宪政改革的战车。
有的官员深信，她对立宪无太深的成见，她最关心的事情只有四件：“一曰君权不可受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1904年，慈禧在读了《日本宪法义解》后认为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既可自强又可保皇室于永久。所以，至晚到1904年，慈禧太后已经对日本宪政体制有所倾向，但是即使是在最保守的日式君宪体制中，臣民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议会对皇帝的决议也有很大的牵制力，不可能实现君权“不受损”。显然，慈禧太后是在极度矛盾的心境下发表了自己的有关看法。但无论如何，她的决议使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一度比俄国要宽松。
远在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日俄战争后决定进一步加强他的专制力度。在这个喜欢体育运动、热衷家庭生活的统治者看来，公众抗议的高涨非但不是需要进行政治改革的信号，反而是需要恢复极端体制的信号。俄国的战败也丝毫没能改变他的政见，在1904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层会议中，他就对部长们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会很乐意地放弃这一切。” 在1905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他仍旧坚称：“国家只有保留它过去的遗产，它才能够强大和牢固。”4个月后，他却迫于压力不得不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11月6日，又下诏释放所有政治犯。沙皇政府不得不着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召开国家杜马(议会)，这标志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结束。
驻俄公使胡惟德将此一情况立即通报清廷：“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俄国沙皇的命运无疑为清政府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袁世凯再次站了出来，他奏请应效仿日本，在进行立宪工作前派重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参考。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欧美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并表示目前的考察团队还只是第一批，这道上谕被称为《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颇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
中国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全文刊登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这部上谕。
对政府这一举动，“五洲人士咸属耳目”，外媒惊呼此乃当今“世界之要事”。社会舆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希望——“伟哉此举”，相信不久“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则气象一新”。“洞中窾要”，不仅“内政之希望无穷”，而且“外交界之效力有指顾可见者”。 似乎清廷在主流社会那里有重拾政府信誉的可能性。
作者：新锐历史学者李刚，出版《犁与刀》《大清帝国最后十年》《辛亥往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