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在城市发展力量，被国民党暴力镇压，白色恐惧之下，城市无法立足，被迫撤离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动武装暴动，如鄂南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江西莲花起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麻起义等。
暴动起义需要人，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人是资源，“人多力量大”。由于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我所用，是中共早期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土匪有武装，懂军事，成规模，敢拼命，是很好的暴动力量，受到中共的重视，给土匪重新定性，联络收编土匪成为重要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明确了将土匪看作“破产的农民”，作为阶级兄弟进行联络和收编的基本政策。（“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
1927年8月29日，中共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认为，“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的时候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
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则将土匪视为一路人，“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方能得到土地”。
1929年初，红四军发出《告绿林弟兄书》，视土匪为兄弟，“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但是“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屋住的穷朋友”，“（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
直到抗战之前及期间，中共仍将争取土匪力量作为重要工作，如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签发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将土匪黑社会当作自己人：“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重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道路更完全相同。”
为了斗争需要，中共急于把土匪当兄弟拉拢收编，但我们知道，土匪身上的江湖习气对于组织和军队有非常多的弊病，轻者不利于管理，重者让组织和军队变质溃败，中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组织和军队建设，以保持其对群众的感召力。因此，对土匪的收编过程必然是对土匪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地清除土匪身上的江湖习气、纯洁队伍的过程。下面，我们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加以说明。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余部向井冈山方向进发，当时井冈山被袁文才、王佐霸占，袁文才此时虽已是党员，但骨子里仍是土匪，流寇思想、江湖习气严重。毛泽东（中央候补委员，照说是袁的领导）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一封信，表示想和袁王合作。袁对毛的到来相当警戒，害怕毛泽东“大鱼吃小鱼”，婉拒了毛泽东的请求，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当时部队见袁拒绝他们上山，相当气愤，不少人主张武力消灭。
为什么主张干掉袁文才和王佐？固然与袁的拒绝有关，大约也与秋收起义吃了土匪的亏有关。这次起义一共有四个团，约5000人，其中第四团是起义前被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在起义过程中，邱部在战场上叛变，与敌人夹击起义最精锐的主力第一团，造成惨重损失，是这次起义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之落下了吃亏后遗症。
但毛泽东说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这是政策问题。毛泽东是参加了“八七会议”的人，他在会上提出对土匪武装应以诚相待，“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同上），这个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肯定，遂有了“八七会议”对土匪的基本政策。此时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认为井冈山上的土匪“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应当“教育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武力消灭“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注1.）
实际上，当时队伍刚刚经历失败，军心涣散，思想混乱，不少兵士“请假”开溜（不再干革命），要是攻打井冈山再失败，这支部队可能会无起死回生之余地。其次，经过三湾改编之后，队伍只有1000余人（包括伤病员），袁王有600余人，人数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再者，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袁王经营多年，红军能拿下的可能性极小。有力的证据是，袁王后来被杀，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红军数次收复井冈山都没有成功，包括肖克曾经率红十七师攻打，也是抱败而归，直到解放后，中共的军队才重新回到井冈山。所以毛泽东才会说武力解决，“谈何容易”。
通过与袁文才相熟的宁冈县中共组织负责人龙超清的穿针引线，毛、袁会面。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念过中学的袁文才被毛泽东的学识、谈吐折服，觉得毛泽东是个有帝王之相的人。当时袁文才最缺武器，毛泽东就大方地送给袁文才一百条枪，这让袁文才颇为感动，回赠毛泽东七八百元钱，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后来袁王接受改编，井冈山红军编为第一师，共两团，一团是秋收起义余部；二团即为袁王部。
1928年4月，朱德率约一万人上山，“朱毛会师”后，成立第四军，初期编为六个团：28、29、30、31、32、33，其中32团即为袁王部；后来29、30、33团先后溃散，红四军只剩下31、28、32三个团约4000余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同样收编了大量土匪。1929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各地党的工作状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赣南有同志二千余人，群众在他们自称有十万人，但实际确有二万余，七八万是土匪群众”，土匪在整个赣南革命势力中占有绝大多数。闽西也基本如此，1929年11月6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说，红四军四纵队大部分成员是土匪。
随着大量收编土匪，军队的土匪化越来越严重起来，主要表现为“流氓问题”。1930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做出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列举了九种流氓的恶劣特性，包括“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雇佣性重”、“破坏性重”、“阶级意识模糊”、“反群众”、“反社会主义”、“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注2.）
所谓“流氓问题”，就是土匪黑社会等江湖人士表现出的江湖习气，即江湖上生存的人特有的言行风格。仍以井冈山为例，在革命处于最艰难的时候，袁王接收红军上井冈山，保存革命种子，并在保护井冈山的战斗中贡献巨大，不可不谓劳苦功高。但是，虽然袁王（王后来也申请加入）入了党，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身上的江湖习气仍然十分严重，通过当时一些军政领导人写给上级的报告及回忆录可以窥出一斑。
据何长工回忆，袁王的队伍“一下山就发洋财、杀人，……我们在山下发动群众，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破坏老百姓的利益。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人要往东他偏往西，你实行这个政策，他给你破坏。这样山上山下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注3.）
1929年10月彭德怀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说，“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是“他二人（袁王）造成井冈山土匪化”，“他俩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结好”。彭还把袁王带领部队去抢劫白区农民的行为说成是“抢产主义”，影响恶劣，使人们把赤卫队和红军当成了土匪。
1929年2月底杨克敏在湘赣边特委报告中提到，在分田问题上，“客籍领袖袁文才出面反对”，就很难分得成。他还在报告中还尖锐地指出，“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是面是而心非”。
1929年夏，邓乾元在《湘赣边工作报告》中说，“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土匪队伍的江湖习气大大地削弱了红军的组织战斗力，土匪“习惯嫖赌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没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并且他们很可以把很多的不坚定性与浪漫性带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因为他们过惯了浪漫生活，决不能过艰苦的长期革命纪律性生活。所以到了危险难苦交加的时候，便要发生叛变的行为”。（1929年11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对益阳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对群众打砸抢烧，破坏了中共的革命形象，丧失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是绝不甘于做土匪混饭吃，有着“伟大革命理想”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土匪不听党的领导和指挥，造成极大的内部矛盾和分裂，削弱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战斗力。
所以，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突出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注4.）
1930年6月，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更是来了个180度转弯，一改过去对土匪阶级成份的认定和热烈拥抱的态度：“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他们的利益与整个斗争群众的利益是违反的。他们在作战上亦畏缩不前，虽有时表现勇敢，但他们是为了个人出发而勇敢，不是为了阶级任务而勇敢。游击战争中的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都是他们的表现。每次拖枪逃跑的也都是他们。”
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认为，“过去闽西党对流氓阶级的经济背景及其在革命中的动摇性认识不清楚，过分估量他们的革命性，尤其是过分看重他们的武装力量”，“只是一味拉拢土匪，无条件地收编为赤卫队”，“客观上是放去了当地广大群众之发动”，土匪加入进来后，习气不改，“过惯了抢掠生活，不能受革命的纪律，终于投到反革命方面去，向我们进攻”，“在地方上干出‘打农民保土豪’的反革命勾当来”，“丧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后应打破对于流氓土匪的幻想，虽然有时可利用，但须在不妨碍党争取群众的条件之下，在政治上不可有丝毫的让步，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
其实，对土匪江湖习气的问题及其危害，中共中央早有意识，并表示要坚决清除。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因此，对土匪的改造、对江湖习气的清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纵观中共早期对土匪的改造，主要有三个办法：一是思想教育，二是组织改造，三是骨干清洗。仍以井冈山为例，这三种办法是层层推进的。
首先是进行思想教育。1928年初，毛泽东派何长工只身进入王佐部队任党代表，临行前，毛泽东对何长工说：“山上还名红实白、外红内白是不行的。要拔白旗插红旗。白旗要拔光，红旗要插稳。红旗和白旗是尖锐对立的。如果山上和山下的矛盾不解决，那么我们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就有问题了。群众就不信任我们了。群众会说我们山下是一套，山上是另一套，山下是文秀才，山上是武秀才。”（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选自《星火燎原》（未刊稿）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意思就是说，土匪不光要换旗帜，还要换红心，“名红实白、外红内白是不行的”，彻底改造才行。
何长工先从先从接近王佐的母亲、姨太太开始统战，继而帮助王佐打死他的死对头尹道一，获得王佐的信任，给王佐做思想政治工作：“封建力量不可靠，父子兄弟也有打官司的，还是革命的团结最可靠。你在山上不能发展。你不革命，就站不住，人家迟早会把你的队伍收拾掉的。”（同上）促使他逐渐接受中共的主张，不断向中共靠近。
何长工还让王佐派士兵到红军31团去参加、学唱歌、演戏，就此向士兵传播革命道理，“还组织他们参加分田地的情况，参加了庆祝分田胜利的大会”。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匪看到红军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很羡慕，愿意接受改造，“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真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同上）
其次是进行组织改造。在取得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等得力干部到袁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练兵。取得王佐的信任后，也派遣一些干部进入王佐部。先后有二十几个干部奉派到袁王部工作。通过努力，废除了袁王部打骂制度和肉刑，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革命的训练。
在土匪里建立党的组织，是改造土匪的重要手段。袁王部被改编为32团后，就在32团设立党代表办公室，从31团派出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如指导员、支部书记、宣传干事、组织干事等进驻，第一批就派了十八人。“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一天增多”(同上)。一些江湖习气浓厚，自由散慢惯了的土匪，受不了严格的纪律要求，纷纷逃跑，一些新的农民参加进来，军队的成分被慢慢改造，逐渐成为一支中共领导下的军队。
其三是清洗土匪骨干。前面提到的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和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都指出，“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土匪一般只信仰大哥，只听大哥的话，只有大哥才能指挥和解决内部问题，土匪混进军队，就出现了何长工和彭德怀所说的，“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人要往东他偏往西”，“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的尖锐矛盾，难以形成党的、党魁的集中统一领导，山头林立，宗派主义严重，分化军事力量；土匪固有的金兰结义，哥们义气，将义气等于原则，将感情视同政策的江湖习气，会带坏军队习性，将党的队伍搞得跟土匪没有区别，严重影响党的声誉，成为党的发展的障碍，中共权衡利弊，宁可清洗土匪头子，也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党指挥枪”，这是中共不能让步的原则，是其根本利益所在。
所以，袁王被杀有诸多原因，比如历史遗留的土客籍矛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军权的争夺，体现在毛泽东去赣南后，撑握军权的袁文才、王佐与掌握党权的龙超清、王怀、朱昌偕矛盾加剧，而袁王最后被杀，又确确实实与他们身上的江湖习气有极大关系。
就算有中共“六大”决议，但如果袁文才跟随主力红军去赣南，而不是我行我素开小差跑回井冈山；在绑架了客籍土豪罗克绍后，如果袁王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请示，而不是自作主张，按山大王的作派来处理，也就是说，不任由“无组织、无纪律”的江湖习气来行事，就不会授人以柄，让龙超清等人抓住机会向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参上一状。惜乎袁王“脱胎于绿林，生活作风散漫，破坏群众纪律，对特委领导不够尊重，又不虚心接受批评教育，这也促进了他们与特委的矛盾激化，最后的刀兵相见”。（注5.）
在永新县城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袁、王不仅与朱昌偕等湘赣边特委，而且和中央派员彭清泉发生激烈争吵，王佐甚至把手枪拍在桌上，与党直接对立，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张永先生说，袁王这样的行为在共产党和红军中是无法容忍的，在党和红军的纪律中严格规定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是战斗力的来源，是不可侵犯的原则，触犯了底线。当年，湖南省委派人到井冈山误传中央决议，说把毛泽东开除党籍，毛泽东也只有服从；中央派来的干部到陕北苏区要把当地最有威望的领袖刘志丹、高岗等抓起来审查，刘、高也只有服从，都是这个原则的体现。袁、王不服从纪律、蔑视党组织的行为被视为叛变，当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亲到红五军驻地请彭德怀派兵平叛，结果袁、王及其亲信数十人被处决。事后赣西南特委通告称“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成为中共最早被错杀的红军将领。（注6.）
袁王身上的江湖习气成为他们被杀害的重要原因，但袁王对红军是有恩有贡献的，这一点谁也不可抹杀，建国后中共给袁王平反，认为是错杀。确实，袁王并没有实质性的叛变，中共花了极大的耐心和精力来改造这两人，但还是不如意，袁王二人江湖习气已经根深蒂固并被人利用，最终引来杀身之祸。从这也可以看得出，中共对自身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视，在早期就清醒地认识到，“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注7.）
枪杆子是事关中共生死存亡、夺取政权的根本依靠，必须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就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组织系统，即“党指挥枪”，这成为中共决不容动摇的一条根本原则。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保持军队政治信仰，经由铁的纪律执行，坚决清除江湖习气，保持组织和军队的纯洁性，将信仰力量转化为坚强的组织力量和战斗力量，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承认，在思想、组织和军队建设方面，中共较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不知道厉害多少倍。
到了延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对江湖习气、包括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了系统清理，“以崇高理想凝聚人心，以集体主义精神摧毁封建宗法制度，以同志关系代替江湖关系，以党性原则对付江湖义气，以党性锻炼清除江湖习气”。《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著作就是这次清理江湖习气的理论成果，这次整风树立了以毛江泽东代首的绝对权威，保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当然是后话了。
研究中共党史的党校教授黄杰先生，对此中共中期清除江湖习气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1927年国共分裂，可算是中共自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挫折，导致中共在城市已经完全无法立足，只能远离城市，远离文明中心，甚至远离乡镇，走向农村，被迫流落到人烟稀少的江湖边缘。聚集周围的，是一批无路可走的贫苦农民，其中不少是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的城市流民，江湖文化的巨大诱惑近在眼前，前途却仍然一片渺茫，少数坚定分子也看不到前进的方向。此时稍有不慎，共产党就很有可能落草为寇，从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在江湖之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艰难时刻，共产党居然令人难以置信地成功和传统江湖文化做了最大程度的切割。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共产党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而且，恰恰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内涵，……开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按照官方说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开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了。（注8.）这确实是清醒透彻之见，发人深思，至于为什么切割得这么好呢，我在上文已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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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注2.转引自张永《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注3.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选自《星火燎原》（未刊稿），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注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版；
注5.杨党校《试探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根本原因》，载《党史文苑》，2003年第6期；
注6.张永《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注7.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版；
注8.黄杰《中国共产党如何超越江湖文化》，载《唯实》杂志，2011年第12期。
作者：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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