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的作用】
经济学上难处理的始终是政府的作用问题。徐瑾微博中最近提及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争论,就是个例子。理论上的冤家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斯密说自愿的效率,霍布斯就说消弭丛林之战需要合意政府;哈耶克与凯恩斯也是如此;当然这样都有过度简化的嫌疑。Ostrom的说法是在市场与政府中间有多中心自发秩序。
一直以来,斯密对政府的作用另有看法,对市场过度竞争充满忧虑;凯恩斯当然也被过度扭曲,不信可读何帆先生对凯恩斯的推荐。我最近开始读一些为政府辩护的书,想看看另一个角度的学者是怎么说的。
一方面当然是防止自己的眼界被自我偏见主动封闭,需要努力去破除;另一方面,政府市场之争,在当前的制度里或许已经成为伪问题。之所以说是伪问题,概因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大部分政府项目不可避免涉及到市场合作方,而市场的参与者也或多或少受制于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管制。
以当下流行的公私合作(publi private partnership:PPP)为例,实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学术界也讨论很多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同样面临在网络结构中政府与市场并不是截然可分的。
【2.政府就是给人骂的】
要搞清楚政府角色当然不是朝夕可成。经济学上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一般是负面的。所以市场能做的事情,就不要交给政府去做。因为政府是笨拙的,且官员总是多多少少要贪腐的,所以导致效率必然是低下的。所以,整体而言,民众对政府是不太信任的。
这不管是在民主党当政还是共和党当政时期,都是如此。所以有人戏言,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是骂政府的。当然在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人骂政府,有人骂那些骂政府的,然后两拨人相互骂,把监督政府的事情就给忘了。
Jacob Weisberg是个记者,写了一本书叫In Defense of Government: 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小结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政府的攻击。尽管这家伙试图左边一巴掌,右边一巴掌,可惜的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Weisberg认识到两党及其支持者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不满意,比如说里根承诺减税上台后很快加税,克林顿承诺医保但直到下台都不见踪影。所以啊,对政客始终要警惕。政客的话和妓女的裤子一样,都不牢靠。
但更令人失望的两边相互攻击,党派化趋势在美国日益严重。保守派夸大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的失败以诋毁自由派,自由派反唇相讥,认为这是保守派坏了事。
除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政府的攻击以及相互攻击外,造成对政府信任不足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人的欲求不满”。人们总是希望政府能做得更好,预期一个“良好政府”,但对于政府实际上的能力和到底能做到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是太了解。一旦没有达到预期,自然就会不满。
从“新政”到“伟大社会”,背后都是大政府模式的支持者。不过有意思的是克林顿时期,副总统戈尔领导“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对政府机构采取类似企业的绩效评估,精简机构,试图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3.重新审视政府作用】
这种做法倒很像是共和党愿意采用的手段,即在政府部门中引入“市场”,尽管不是私有化,但毕竟也是朝有效管理的方向改进。当然激进的“茶党”分子可能会不同意,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私有化的,市场永不失灵。
但保守派的主流还是将政府角色定位在经典的“守夜人”位置上,即认为政府除了提供少数类似国防一样的公共品之外,其他的都应该交给市场。并且倾向于减税。而茶党则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市场化的,尽管对于其背后的个人自由至上是不是能直接推出全面市场化,存在质疑。但在具体而实际的政治行动中,这种“茶党”与“保守派”在学术上的差异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往往会被扭到一致对付民主党的政策上来。
正如前面说的,政府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很大一个原因是其所作所为与公众预期不符。但这个话分两面说,其实挂不到民众头上。因为政府自己喜欢吹牛,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政客为了讨好选民,天花乱坠,会在选战时无所不用其极。这落差的部分,大部分要归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上。
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毋宁说回到宪法原则去看政府角色。大体上,政府与市场主体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不一定是为了效率。
以美国为例,Weisberg认为政府的第一层次目标是保证公民的权利: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私产不可侵犯等。第二层次涉及基本的集体行动目标,发展出各种手段来保证公民可以自由而平等地追求自己的兴趣。第三个层次更加具体一点,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政府依旧需要反贫困,促就业,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反对歧视,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险等。
这里的每一项任务都不太容易,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美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到底使用什么手段?
这里我得引入Ostrom的相关研究,旨在说明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市场不起作用或者市场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政府不一定是替代的唯一手段。实际上,大量的社会问题通常是由自发治理的各种组织自己完成的。
这个在美国的传统里发展得很深厚,具体的理论资源则是来自托克维尔对美国人各种结社作为民主制度基础的论述,以及普特南以社会资本让民主运转起来的论述。也就是说,补足市场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自治组织,而这些组织尽管不一定按照价格机制来运行,但也不一定全然照搬政府的层级制模式,而是通过协商对话等来处理公共事务。
Ostrom进一步将称发展其理论,称之为“多中心治理”。也就是说,面对市场解决起来很困难或者市场成本很高的问题,政府又靠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有多个中心多重治理模式并存,又快又好地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斯密的古典论述,即“守夜人”,去保证那些让自治和市场起作用的制度,舍此外,政府无为,不一定是坏事。
回过头来说徐瑾提到的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争论,显然对于不同的公共品弹性不同,对于不同的公共政策利益相关方不同,因此需要问的问题显然不是“市场对政府”这么两分,而是要看具体的社会问题。更要紧的是,要看到市场和政府在各自领域中的“差异性”,市场不是整齐划一,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讨论公共政策需要聚焦更具体的议题。
(Jacob Weisberg, 1996, In Defense of Government: 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 NY: SCRIBNER.)
作者: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