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居住的地方，在大阪的北部。确切地说，是居住在从大阪到京都的途中。搭乘沿线的阪急电车，只需四十分钟左右，便可到达京都最热闹的市街中心河原町。
因为这样的便捷，只要有点时间，我就会一个人去京都转悠。通常我喜欢在乌丸下车，然后从乌丸一直步行到四条河原町，再沿河原町一路行走，横跨鸭川、途经祇园，最后抵达八坂神社——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京都散步路线。
作为一个热爱京都的人，与其说京都是一座历史名城或是一座观光都市，我更愿意将她当成一位熟悉的老友——是的，我使用了“她”，而不是“他”或者“它”。因为，如果要将这座钟爱的城市拟人化，并划分性别的话，京都，在我的心里，必然是“她”，而不是“他”。
如今的京都依旧绰约多姿，风情万种。但在140多年前，她却是明治天皇的弃妇，是一座被彻底抛弃的“旧都”。世人都知道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成功，却少有人知道明治维新带给京都的伤痛。
自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即京都的古称）始，1200多年前来，京都便一直是日本千年不变的国都。“京都”二字，无论是“京”还是“都”，都是指一国首府、王者之都，表达的是这座都市千年来的骄傲与矜持。京都模仿唐代长安与洛阳建造，左京为“洛阳”，右京为“长安”，从外地去京都，称为“上洛”，从外地到京都的人，则被称为“上洛客”——对于千百年前的日本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向往，是一辈子能去一趟京都，仰息一次京都的气质与文明……而作为千年来的传统与文化中心，京都人内心里也滋生出以自我价值观为基准去衡量一切的“中华思想”：古代中国人总以为普天之下，“我朝”便是中心，除“我朝”之外，放眼四海，莫非蛮族；而千年京都也一样认为：岛国东瀛，唯“京都”拥有文明，除“京都”之外，举目四顾，皆属夷蛮。1200多年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沉淀，培养了京都矜持的气质与自傲的个性。一直到进入近代，这份矜持与自傲，才被彻底扯破撕裂，京都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创伤和惨痛。
首先，在1864年，京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流血政变事件。在日本史上被称为“禁门之变”或是“蛤御门之变”：借口要向天皇申冤的长州藩，率兵进军京都，在京都御所的蛤御门附近，与阻止长州藩入京的会津藩、桑名藩和萨摩藩等展开激战。尽管后来长州藩战败，但这场政变令整个京都化为火海，三万多户民居惨遭烧毁，京都被烧杀得宛如荒野，触目惊心。与京都的悲怆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幕府据点江户（即现在的东京）的“无血开城”。
“蛤御门之变”后不久的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明治维新伊始，惨遭政变的京都正要重燃希望时，明治天皇却开始了“江户行幸”——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京都的明治天皇，在前往江户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尽管时至今日，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有过任何正式的“迁都令”，但天皇离开京都之后，便从此一去不返。江户——即后来的东京，成为近现代日本事实上的首都和政治经济的中心。
当年，明治天皇离开京都时，几乎所有的京都人都天真地以为：天皇不过是去一去位于江户的行宫，马上就会回来——谁也没有料到天皇居然会“此去不复还”。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江户被更名为“东京”，京都则被改称为“西京”——所有的御用商人和王公大臣们，全都紧跟着明治天皇一起转移去了东京。突然被变成“西京”的京都，当时人口从33万锐减至24万。与文明开化、热闹非凡的东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京”京都的人走茶凉、死气沉沉——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京都便被沦落为“废都”，被天皇及权贵们彻底地抛弃了。
被抛弃的京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与挑战。明治维新，是东京的欢乐，也是京都的痛苦。那段时期，几乎是京都的“都市生涯最低谷”时期。但被抛弃的京都，并没有因此而沦落为“西京”，也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在巨大的伤痛之中，京都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现代化变革。
首先，京都市民开始自发捐款，振兴教育。
1872年（明治五年），明治政府在东京开始改革学制，并颁发学制令：“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士，农工商及妇女子，须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而早在东京的明治政府进行学制改革之前的1869年，也就是明治天皇一声不响离开京都的那一年，京都已经先行一步，将学区管理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先按区域划分学区，并在各学区建造学校，以方便孩子们就近入学。而学校建设费用，基本来自京都市民自发性的私人捐款。学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京都市民的向学之风，并带动推广了京都各地的现代学区制兴起。1872年，明治政府在东京开始颁发全国学制令时，京都早已经拥有了64所学区制小学。
其次，京都人倾尽全力，完成了水、电、通讯、交通等都市的基本建设。
除了改革学制，振兴教育，京都还率全日本之先，完成了重振京都的跨世纪大动作“琵琶湖水道工程建设”。至今在京都南禅寺境内，仍然保存着当年疏通琵琶湖水道的赤炼瓦水路桥。一百多年前的这项水道大工程，不仅为京都的水路交通运输提供了便捷，同时还确保了京都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源，并在这一基础上，京都还建成了全日本最早的水力发电站“蹴上发电站”。蹴上水力发电站自一百多年前始建伊始，便为京都市内照明、通信、以及纺织、机械等各行业，源源不歇地提供近现代产业的原动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所日本最早的水力发电站，仍在为贡献能源而日夜运行。
除此之外，京都人还不惜重金，对传统工艺进行技术革新。
例如著名的京都“西阵织”，在明治时期，曾一度处于停滞的边缘。为此，京都人不惜代价，将“西阵织”的纺织工派遣去法国里昂留学，学回当时纺织业世界的最先端技术，终于令“西阵织”重获新生，并成为京都人自己的传统。
除派遣技术人员去海外学习，京都政府还不惜重金从海外招募许多外国的科研人员。德国的化学博士Wagener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名。当年，Wagener博士在京都政府的高薪聘请下，开发研制出全新的釉粉和颜料，为现在家喻户晓的 “清水烧”等陶瓷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还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市政建设。在音乐、电影等文化产业方面，京都的现代性也毫不逊色：明治三十年也即1897年，日本的第一台电影放映机，出现在京都四条的河原町。战后，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不少世界名作——例如黑泽明的《罗生门》，便诞生于京都的“太秦电影城”。
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在此略去若干……
通常，人们说起日本，总会首先想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京都在遭遇抛弃之后的重生，却与武士精神无关，而是得益于多年积累的町家文化。因为千百年来，生活在京都的，除了贵族与公家（所谓公家，类似如今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公务员），便是从事工商业以及手艺职人的“町家”。 因此，京都算得上是日本唯一一座不曾遭遇武家美学支配的都市，而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遵循一般行政规定的律令都市——这为京都进入近现代遭遇抛弃之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极好土壤。
此外，明治时代贵族与公家的东京大迁移，也高度刺激了京都传统的町家文化的延伸发展。不愿低头服输的京都市民，开始了积极的市民自治。而这种高度自觉的市民自治，是以传统的日本精神“和”为底蕴的：“和”的美学精髓，并不是对立抗争，而是接纳、消化、融合——一切顺应自然，一切顺势而为，并在共存共荣之中，得以持续发展。与武士道的玉碎美学不同，这种“和”的美学，才是日本精神的真正原点。
作者：唐辛子，旅日华人作家。自我介绍为——唐辛子，在日文中就是“辣椒”的意思，唐辛子就是“糖辣椒 ”，一个既甜且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