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户籍改革保障产权促进消费

近日,新的户籍改革意见发布,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保护农民“三权”。这将促进农村生产的市场化,有助农业发展。

改革强调保护农民“三权”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将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同时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保护农民产权。

文件中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利”,并保护农民上述“三权”。

我国《物权法》规定,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该法的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如本次《意见》中所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相比于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本次户籍改革在保护农民产权方面进步许多。两年前的这份通知中,强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严格执行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政策。

而此次《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和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保护成员的集体财产权和收益分配权。

同时,要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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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易释放土地生产力

三农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意见》提出的加快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流转和交易,并可开展有偿退出“三权”的试点,有利于有效配置农村土地资源,释放农村土地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我国由于天然条件的限制,土地往往小而散,农业生产采用小农经济。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方式的集体经济瓦解,改用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从集体变为了一家一户生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农业生产力的第一次释放。

第一次农业生产力的释放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不能解决致富的问题。随着粮食生产力的提高和工业部门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一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进入了生产力回报更高的工业部门。这时,农村留下的往往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劳动力外流比较多的省份,妇女化和老龄化更为严重。

在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以后,一些种粮企业、粮食大户进入了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业时代,这时就有了对规模化土地的需求。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以后,种粮企业有就可能带来专业化生产设备,形成专业化的生产基地,带动相关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农民可以获得土地租金,也有更多农业产业链的就业机会。这样,同一片土地上,投入的资金、科技都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土地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

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第一次生产力的释放,那么土地流转就是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释放。从2002年《土地承包法》中对土地流转放开后,近几年又出台许多配套规定,土地流转逐渐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此次《意见》进一步确立了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并强调加快确权登记和交易,进城落户居民可以开展有偿退出“三权”的试点。

有了确权和交易,农民对自己拥有物权的处置能力就越大,农民才愿意进城,敢于进城,同时将土地按照市场规则配置给最需要的人,提高同一片土地的生产力,提高生产力,自然农民富裕的机会就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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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保障,更多消费

此次《意见》再次强调了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如在社会保险方面,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

同时,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完善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社会救助统筹发展。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城市蓝皮书》,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若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68%,2020年之前全国大约有3亿、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要解决3.9亿农民市民化问题,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51.1万亿元。

静态的看来,这笔钱是一笔较大负担,但是动态的看,若能够提升农村土地生产力,农村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就能得到加强。

另外,现有户籍制度使得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享受基本社保福利,故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人员往往表现出格外强烈的预防性储蓄意愿。

瑞银证券根据各省数据评估了户籍限制对中国消费格局的影响,发现外来人口较多的省份消费倾向往往显著偏低。据估算,在已考虑到居民税负上升的情况下,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得城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提升3-5个百分点。

可见,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城市消费的提升都是此次户籍改革带来的潜在红利,而这个红利反过来促进了农村完善社保的推进,三者可能会形成良性的循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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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给农民“三权”确权和交易,可促进农村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促进消费和社会保障。(王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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