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了一则和“代孕”有关的热点新闻：北外女研究生靠代孕谋生，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谩骂。在这些谩骂背后，正是中国社会对代孕行为不理解的写照。这种不理解，并非是出于偏见，反而有现实根基，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需要我们理性思考。
从个人层面看，“代孕伤身”所言非虚
代孕妈妈的身体健康毫无保障
现在的代孕，即古时的“借腹生子”，但又有很大不同：以前的借腹生子要发生性关系，而现在的代孕，用一种相对文明的方式解决了：一种为试管婴儿代孕，即妇女被植入一个胚胎，而胚胎来自另外的女人和男人，妇女和所怀的孩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只是单纯的“借腹”；另一种则是人工受精代孕，妇女以人工受精的方式怀孕，和她所怀的孩子有一半的血缘关系，孩子生下来后，交给签订合同的父母。
代孕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在国内以试管婴儿代孕占据绝大多数。而需要代孕的人群，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生，一类是不愿生。据北医三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介绍，目前国内采用代孕模式的家庭，90%是因为“不能生”。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不孕不育”不代表男方不能提供精子、女方不能提供卵子。
在《北外研究生离家出走代孕谋生 一单15万元》新闻的评论里，被顶得最多的一条评论是“10个月十五万，算上其他共20万，一个月才2万。伤身体卖骨肉才这点钱。”这充分表达了很多人对代孕行为不认可、不理解。
“伤身体”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有根据的，并不只是怀个孕这么简单。为保证“试管婴儿”成功率，医院通常每次会移植多个胚胎，多胎发生率也高，这使得妊娠合并症更容易产生。这些疾病在妊娠结束后也不一定随之消失，一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在这10个月的代孕过程中，代孕妈妈心脏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出现的风险极大增加，移植入宫腔的胚胎还有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发生宫外孕。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所有孕妇都要面对的风险，比如昏迷、产前大出血、胎盘粘连，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美国，每10万孕产妇中也会发生11例死亡，而中国2008年孕妇死亡率是美国的3倍以上。可以说，代孕妈妈面临的是非常高的身体风险。
更大层面，代孕还牵扯到复杂的医学、伦理、法律问题
试管婴儿存在先天缺陷的可能性是普通婴儿的二到四倍
从母亲体内取出的多个卵子经过受精，被培养成多个胚胎，经过72个小时的放置，它们经过自然淘汰，活力最强的一个或几个胚胎被挑出。三天后，在与中介达成私下合作的医院，胚胎被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
而在此之前，代孕妈妈需要注射黄体酮。代孕妈妈的子宫粘膜内腺体生长，子宫充血，内膜增厚——这样可以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
然而，大量的黄体酮也可能使胎儿脊柱、肛门、四肢等部位发生畸形，这种风险是正常怀孕的8倍。如果使用人工合成的孕酮，还会使约18%的女性胎儿男性化。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流行病专家JennitaReefhuis博士曾在《人类生殖》期刊中发表文章称，试管婴儿存在先天缺陷的可能性是普通婴儿的二到四倍。
代孕产生的伦理、法律问题更为复杂
人类从群婚时代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时代，父母子女关系明确，社会确定了亲子身份的认定原则：基于供卵、受孕、分娩集于母体不可分离，母亲身份根据出生事实确定，即“谁分娩，谁为母”。
由于代孕不仅和身体有关，而且还关涉人类的自我生产，因此其所触及的都是人类核心的伦理价值。比如代孕改变了女性子宫的使用方式：即子宫不仅可以为自己孕育子女，还可“出租”供他人使用，这就导致建立在前一种使用方式上的有关母亲、母子关系以及子宫对于人的意义等伦理价值被分割、扭曲乃至消亡。代孕技术使不同身体的精子、卵子和子宫可以自由组合，是否会引起人伦关系的紊乱，也颇受质疑。
代孕之所以遭遇伦理抵抗，在相当程度上与其技术性质有关。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内的生物科技所分析、处理的对象，是个人的身体和生命。他们企图通过科技手段，发掘身体的各种奥秘和潜能，进而发展操控身体和制造生命的各种技术。这种对身体的技术化操控，为身体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它也会瓦解伦理基础。
同时，由于代孕神秘化的特点，代孕出生的人并不明确自己的血缘关系。代孕子在法律上是否享有了解其真实身世的知情权？如果有，则其知情权又和父母的隐私权产生冲突；同时，如何收集、管理这些代孕亲子的信息资料，以免日后出现近亲结婚甚至乱伦的行为至关重要，但这又和代孕当事人之间的保密要求形成冲突。
不仅如此，代孕还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紊乱。根据“分娩者母”的原则，代孕母亲为代孕子女生理上的母亲，而委托夫妇又为其在基因学上的父母，究竟规定哪一方为其法律上的父母才算合理？如果代孕子女出生后，代孕母亲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夫妇，或者委托夫妇拒绝接受，或者双方都拒绝，哪一方应当承担抚养义务？
但现行模式，其实是把“代孕妈妈”推向更坏的境地
现实需求是不孕率上升，现实背景是代孕从合法变成不合法
中国夫妻“不能生”的问题，目前在国内非常严峻。2010年中国人口协会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的问题（不孕率12.5%），在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背景下，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而在20年前，我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
除了不孕症发病率的提升，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存在很多失独家庭，他们靠自然的方式已经失去了再生育的能力，这部分人群非常渴望借助代孕技术完成再生育的梦想。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代孕”其实离我们现实生活并不远，它很可能和我们自己、身边人发生联系。
代孕曾经在中国也有过一段黄金时期。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20年间，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1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另外，卫生部2003年制订的《人类帮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干技术规范、基础准则和伦理原则》也明确禁止了代孕技巧的实行。
从这两则规章来看，都是对医疗机构、医务职员具有束缚力，而人工移植受精卵胚胎的技术，必须由专业医师完成，实际上，该条法规就在法律层面把代孕限制进了一条死胡同。
因此所有的代孕业务只能走向黑市
从2004年开始，一些代孕中介就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扎根繁衍，一个庞大的秘密商业体系开始构建。不管是雇主、代妈还是靠非法胚胎移植手术牟利的医疗机构，都需要一个纽带连接，地下代孕公司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平台，就是五花八门的代孕网站。
在互联网上搜索，可以发现数百家的代孕中介网站的存在。其中大部分都有ICP备案，但服务器也常常遭到查封。他们称自己为“爱心志愿者”，但同时收取高额的代孕费用。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不违法，但选择隐身于网络后面，为自己颇具争议的身份苦苦挣扎。
对于“代孕”目前这种地下商业行为本身，中国国内还没有学术机构或公益组织开展过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这又把“代孕妈妈”置于更弱势的地位
由于正规医院被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业务，在地下代孕灰色产业链中，一些违规进行手术的医疗机构就是代孕公司的核心资源。常规的检查可以在小诊所进行，而代孕中的关键环节——胚胎移植手术因技术含量高，需要通过医疗机构完成，代孕公司只能找民营医院进行手术。
中国的民营医院，由于政府的限制，除了极少数高端的私立医院外，很多都是不入流的医院，这又会加大本来就存在的风险。
不仅如此，由此导致的医疗事故更无从追责。利用医疗设备和技术优势，不少民营医院开展这项业务是挂靠某些公办医院的，甚至许多正规的大医院都寄生在代孕利益链的最顶端，大肆获取不法暴利。但由于代孕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发生医疗事故，往往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追究责任或获取赔偿。一些代孕中介透露，帮医院“背黑锅”是“家常便饭”，代孕妈妈的利益保障更无从谈起。
为防止意外出现，委托方和代孕方事先会签订协议。最坏的情况是死亡，如果事故真的发生，就按照合同赔偿，在一份《爱心代孕合作协议》中，我们看到，代孕妈妈的生命值10万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