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赖以指导维新的思想，本就粗制滥造
如前期所言，甲午之后，似张之洞这般较透彻时局者，多因“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而退居一隅坐观形势；结果使仅“窃东西洋皮毛”的“康有为辈”成了变法旗手。①
所谓仅“窃东西洋皮毛”，虽是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却也相当中肯。康氏学问浅陋，同时代人多有指摘。如叶瀚评价称：“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翁同龢目之为“说经家之野狐禅”……当然，最有说服力，还是康氏得意弟子梁启超的说法：
“（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②
康氏学说，宣扬“孔子改制”，力求将西方近代民权、立宪思想，与孔儒之学揉为一体。梁启超早年亦沉迷此道，但日后幡然，有着极深刻的反省。梁氏曾毫不留情地批评乃师实属“舞文贱儒”：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舞文贱儒，……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动思想界之奴性。”③
“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④
因有此种觉悟，梁氏自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即康有为赖以指导其政治活动的代表著作。
康党所谓“维新”，更有暗藏“革命”之重大嫌疑
康氏“维新”的思想基础如此不堪，其实际行动，自也难免可疑。其最大疑点就是：康氏戊戌年之“维新”，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
首先，须知，康党在戊戌年之前，其活动所宣扬者，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如康门弟子何树龄曾致信康，“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⑤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隐笔。梁启超亦自承，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⑥
另一康党骨干谭嗣同，其浓烈的排满思想，也由来已久。谭氏师从欧阳中鹄，师徒间信件往还频繁。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后来披露：“在他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反清复明禁书）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⑦戊戌前，康党在湖南鼓吹革命，更曾秘密内定谭氏为新政权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总统）。
再者，众所周知，康氏在戊戌年，极少就具体的变法事宜，如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怎么搞等等，发表意见。其唯一孜孜不倦致力推动者，乃是请开制度局、请开懋勤殿。所谓“制度局”，按康氏规划：在朝廷设中央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包括：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具体权力关系是：“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即：中央制度局负责议政，做出决策，地方“十二专局”负责具体执行。所谓“懋勤殿”，亦与此大致相似。⑧
如此，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执行权。现存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及地方督抚臬司衙门，则全被架空。这实际上等同于一场极彻底的政变。
显然，所谓“制度局”，大有借“维新”之名，以鸠占鹊巢之术，行“革命”之实的嫌疑。何况，在大约同期的另一份折子里，康氏还曾请求皇帝设立“孔教”，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与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神权体系，且规定教首的产生流程及权力运作独立于皇权之外——至于教首人选，康氏在奏折中特别强调：是自己廓清了历代学者之失，“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言下之意，教首之位，非己莫属。⑨此种构思，早已突破了“维新”界限，舍“革命”二字，实难以范囿。
注释：
①谌旭彬：《痛苦的晚清“西学第一人”》，短史记第208期。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P56-58。③④同上，P63-66。⑤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P863。⑥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⑦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蔃师书序》⑧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