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丧事多是从速办理，难免有赶紧了事之嫌。《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云：“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贾政料理坟墓的事。”推算各位的死亡时间相差甚久，如秦可卿死在第十三回，当时“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实际上停灵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对包括停灵在内的旧日丧事办法全无经验，只是感觉过去的人在这方面好像更从容一些，也郑重一些；现在则只剩下殡仪馆里常见的“一路走好”这么一句空话了。
前些时听两位台湾的朋友说，他们那里除夕、清明仍有祭祖仪式。后来有海南的朋友在微信上说，她的老家也是年年如此。但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迁入城市的人及其后代来说，这一传统久已断绝。革命在这方面的效果和影响，似乎还不为大家所留意。
关于祭祖的风俗，我仅仅是通过阅读而略知一二。周作人曾作《两种祭规》一文，有云：“案头放着两部书，草草一看似乎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我却觉得很有意思，翻阅了几回之后，决心来写一篇小文，作为介绍。这是两种祭规。”即萧山汪氏的《大宗祠祭规》和山阴平氏的《瀫祭值年祭簿》，读之可知旧日祭祀的内容和过程。直到终篇，周氏也没讲“意思”究竟何在。我想，还是体现在祭祀仪式里的人情罢。
《论语·八佾》云：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乃以生者的真实情感为“礼之本”。《子张》则将当下的“丧”与长久的“祭”分开来说：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之说当本诸《八佾》中这番话：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檀弓》则云：
“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较之孔子答林放问，说得更周全也更彻底：“哀”与“敬”通过祭祀仪式而体现，但此种情感重于仪式本身。
实际上，当祖先遥远到超出后代的直接记忆——最多也就是两三代罢——之外，就完全抽象化、概念化了。孔门所以不复言“哀”，而改曰“敬”，极得人情真谛。但正如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所说：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现在的中国人，往往很少知道自己三代以上的先辈是干什么的，可能也与曾经发生过革命不无关系。此所以我到日本，看到商店或旅馆的招牌上常常写着“六代目”、“八代目”、“十代目”甚至更多，不免深有感触，觉得其中隐约有种家族的力量延续下来。
奈保尔在《作家看人》中说：
“我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但是再往前就不清楚了。我家祖上的事含混模糊。父亲还是个婴儿时，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传给我的家史仅此而已；现在我们追忆的只是一个家族传说，有些内容夸张浪漫，或者完全是编造的，因此不能信以为真。”
追溯起来，我的父亲这一系，我所见只到父亲为止；母亲这一系，所见到外祖父母为止，此前的先人都隐没在黑暗之中了，我不清楚他们活了多久，干过什么事情，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没有什么“家族传说”。
我的侄女六岁时，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去世了，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二十二岁时，我的母亲即她的祖母去世了，相关记忆或许能够保持长久一点。待到将来她有下一代，这些也都将是黑暗一团、不辨面目了。
重又想起《檀弓》所记曾子临死易箦之事。曾子临死之际，他的目光不仅看着自己仍然活着的世界，也朝向自己死后的世界。而他经童子提醒，非得换掉季孙所赐的竹席不可，肯定希望这一“吾得正而毙焉”的态度能够被后人记住。
世间所有的遗言、遗愿，无论什么内容，都是人们逾越生死的尝试或企图，都是期待在自己已经不存在了的世界里继续保持一种存在。
不存在之后的存在，说得上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愿望。人活一世，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把生延长到生结束之后，就是为了死后不被遗忘。
我回忆母亲，想象母亲，本身就是对她的死亡的一种反抗，因为死亡的目的正在于使一个人消失。
这甚至成为我继续活下去的必要性之一：因为我可以记忆、想象，因为我可以作为记忆和想象的载体——我以我的存在延续母亲的不存在之后的存在。
母亲不在了，她的记忆和想象随之丧失；只剩下我对她的记忆和想象。待到我也不在了，则连这也丧失了。人类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丧失的过程。
母亲去世后，有朋友曾建议我搬离与她一起生活过多年的地方。我很感谢朋友的好意，但是又想：我们面对死者，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
后来我对另一位朋友说，坊间有本书名叫“拒绝遗忘”，其实遗忘是拒绝不了的，最多只能讲“抗拒遗忘”。假如有“造物”的话，那么他的总的态度是要生者遗忘。大家劝我别陷在母亲死亡的阴影里，真要离开那阴影还不容易，时间自然会使我走出这一步。我只是希望慢点离开而已。我的确惧怕遗忘，因为它将断绝我与母亲之间的唯一联系。（末了这句，也许应该说：在我心中活着的母亲，惧怕为我所遗忘；而就在我的这种体验、我与她的这种联系之中，她继续活着。）
我怀念母亲，保留关于她的记忆，想象她的存在，偶尔还梦见她——依靠这些，她与一个她已不存在的世界保持着联系。但我也感到，这种联系实在太微弱了，甚至比“气若游丝”、“奄奄一息”还要微弱得多。
我曾提到过两个词：“音容宛在”与“风范犹存”，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母亲在我心中，可能终将由前者转变成后者。一切具体的都终将变为抽象的。“假如”也终将有一天会不再被提出。我终将彻底接受母亲已死这一事实。
我只不过是在这一切到来之前，与母亲一起享受一点“昔日的荣光”罢了。
也可以从“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上来考虑生与死。死是一个人的“主体”——那种有意识的，能感知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的丧失；而其作为“客体”，可能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仍然存在。这种存在开始是具体的，以后到了一定阶段——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也都不在了——就变成抽象的、概念的了，乃至完全消失。
附带要说到的是，不存在之后的存在，还可以诉诸别种方式，至少包括：一，借助于造像或影像，如雕塑、绘画、照相、录像、电影、录音等——正如徐渭《画鹤赋》所云：“形骸易泯，不胜留影之难，楮墨如工，返寿终身之玩。”二，借助于文学和艺术等创造物。
借助于创造物以实现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关键还不在于“留名”——如果仅仅留下一个名字，实际已经被抽象化、概念化了——而在于一个人的态度、思想、感觉、感受、感情，以其所留下的作品为媒介，具体地为另外一个时空里的人所感知。此即《庄子·齐物论》所说，“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而在这种感知之中，那个已经不存在的人仍然存在。
但即使是这两种方式，仍然有失传的可能，——在信息时代，失传更可能为埋没所取代。即使不失传，当创造物不再有人理会，或虽然获“遇”而不再被“解”，那么也是枉然，也就不存在了。
雅斯贝尔斯在《哲学思维学堂》中说：
“凭借继续在他人记忆中存在；凭借在家族中的永生；凭借青史留名的业绩；凭借彪炳历代的光荣——凭借这些都会令人有慰藉之感，但都是徒劳的。因为，不仅我之在、他人之在会有终结之日，就是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所实现的一切，皆有尽时。”
或许，我们所期望的未必有那么长久罢。
作者：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