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报道了转基因水稻“滥种”事件。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超市里，随机买5袋大米有3袋检测出转基因成分，在转基因水稻未通过商业化种植许可的情况下，这的确令人相当吃惊。然而这期央视记者、“挺转人士”王志安制作的“反转”节目，意义还不仅限于此。
一期“挺转人士”报道的“反转节目”
这期节目揭示的问题“不新鲜”
央视记者在超市随机买的5袋大米3袋含转基因成分
这期央视《新闻调查》，揭示了转基因水稻非法滥种的事实，主要包括：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超市里，随机买5袋大米居然有3袋检测出转基因成分；在湖北一些种子商店，能买到非法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向管理部门投诉时，却被告知领导去开会了，执法人员都下乡了，无法前来。
在摄像镜头的捕捉下，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映入了观众脑海。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报告就曾轰动一时，引发了“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当时这份报告指出，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在湖北买到并送检的25个水稻品种中，有19个确认是转基因水稻，并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吨。而受污染的大米更是远不止次数。对此，当时农业部和湖北省政府虽然不完全认同绿和报告的说法，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回应。这一事件震动了政府高层、惊动了国内外媒体、挑战了科研学术机构，使得国家此后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审批上更加谨慎，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更为严格。
此后十年，绿和组织一直关注中国转基因水稻的滥种现象。今年5月13日，绿和发布报告称，在武汉抽样大米调查中，发现3成样品含转基因成分。
除绿和组织外，这一滥种现象也被其他人不断提及。今年两会时期，崔永元就声称国内吉林、广西、湖南、湖北四省是转基因农产品非法种植重灾区，其中包括转基因水稻。
节目的不寻常在于，这是一期由王志安这样的“挺转人士”报道的“反转节目”
相比起绿和组织的报告和崔永元的说法，央视这期《新闻调查》的平台更高，并且由于采用了记者暗访的形式，在镜头记录之下，显得更具可信性，尤其是种子站老板拒不承认售卖过转基因稻种并撕掉发票的场景，让观众深深感觉到转基因水稻有多么“可疑”，因此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争议。
不过，这只是节目本身所呈现的。这起节目真正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期由王志安这样的“挺转人士”报道的“反转节目”。央视记者王志安是这期曝光“转基因阴暗面”节目的主要操刀者，但长期关注他微博的人就知道，他是一个“挺转人士”，在节目播出之际，还刻意强调自己对转基因产品的信任：“今天出去买了个转基因木瓜，准备明天开吃。想想家里还有一袋转基因大米，回家后必须蒸一锅BT63大米。想想都香啊！”所谓BT63大米中的BT63，即节目中大米检测出的转基因成分。
是王志安“精神分裂”了吗？当然不是。王志安反复强调，这个节目关注的是滥种——即转基因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他并且强调，“安全性是科学问题，滥种是管理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不能互相替代。任何想从本节目得出转基因不安全的人，拜托你们脑细胞再发育一下下。”而对于安全问题，王志安在微博上反复进行了背书，“华农的BT63转基因大米的安全证书早就拿到了，食用本身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当时做安全评估的是陈君石院士的食品安全评估中心，还有中国农大。”并专门写了一篇长文，从机理上分析为何不存在安全问题，并称节目组所有成员在做完节目后，都确信他们曝光的非法滥种的转基因水稻和大米，没有安全问题。
并且，这是一期注定被误解、两面不讨好的节目
那么，既然转基因水稻滥种现象反应了“自律不足”这样的问题，何以不少转基因工作者与挺转人士，对这个事情并不在意呢？答案仍然在于安全问题，不仅是因为BT63转基因水稻通过了农业部安全认证，而且挺转人士深信市面上检测出转基因成分的水稻不存在安全问题。既然对人的身体无害，又何必对滥种的现象在意呢？何况，使用抗虫转基因水稻能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民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并且认为之所以违规，完全是因为农业部迟迟不许可商业化种植，这是行政不作为，是恶法。有人甚至将农民使用转基因稻种和当年小岗村率先突破禁区实行联产承包制相提并论。
然而，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世界上各大权威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对转基因安全开出的保证，都是“通过安全评价并批准上市”的产品，而不是来路不明的产品。即便这种来路不明的产品威胁很小，但也必须要有监管——正如知名微博云无心所说，“规范监管必然会出现大量‘小题大作’的情况。它的核心是通过对大量‘小题’的‘大作’，把潜在的‘大问题’扼杀于萌芽中。监管体系的建立，只需要让监管人员去判断是否违规然后执法，这具有现实可行性。要让监管人员根据’危害大小’去执法，那就只能等到‘出大事了’，再来热热闹闹地骂监管了。”这就是为什么欧盟一旦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中国产品，不管实际上风险有多大，也往往会立即退回甚至直接销毁。
所以不管转基因再怎么无害、再怎么安全，其推动也必须遵守法律，必须要有监管。
而且，目前转基因水稻的滥种，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危害——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混杂在了一起，结果就是大量的商品米都是混有转基因的。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分辨。而当下游企业购买到这种混有转基因的材料制成食品并出口到诸如欧盟、日本等禁止进口转基因的国家时，企业就不得不承担商品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所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显然不是应该由他们承担的。
可以参考的是，美国拜尔公司曾经试验生产的一种转基因水稻，由于不慎“污染”了其他农民的水稻导致无法出口到欧洲等地，尽管当局后来认可了这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但拜耳公司依然赔偿了农民7.5亿美元，并且是心甘情愿做出赔偿。
转基因水稻滥种，反映部分转基因推进者可能存在严重的自律问题
部分转基因工作者自律程度需要打问号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
湖北非法滥种的转基因水稻，检测出的成分都是BT63，说明其来源都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节目中，张启发承认了非法种植的水稻种子最初很有可能来自于华农，但同时表示，泄露的渠道可能是早在99年的成果鉴定和2003年的生产性试验，而按当时的法律法规，对转基因种子可能的扩散是没有要求的，因此“只能是这样了”。
表面上看来，这表明滥种似乎是科研法规的滞后造成的悲剧，张启发和华农团队对此无能为力。但仔细考察张启发和华农在十多年间在转基因水稻推广上的言行，可以发现似乎存在相当严重的自律性问题。
在这期《新闻调查》中，提到张启发曾担任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CEO，有报道说这个公司需要为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负责，尽管张启发撇清了关系，但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引发的“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中，湖北省政府的确曾对科尼公司进行了处罚，原因是“擅自扩大制种”，处罚包括“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为何转基因工作者有可能会擅自扩大制作并将其泄露？曾经有报道提到，有专家指出，“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泄露种子，形成规模化种植的既定事实，这是明显违反规定甚至违反法律的做法。但在商业化种植的强烈驱动下，不能否认一些转基因工作者可能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去年7月，张启发曾联合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张启发并且曾经宣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是不作为，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再等待拖延将误国。”
“误国论”、“不应依靠民意”等说法的提出，足以说明张启发及其团队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决心有多大。但决心有多大，由此引发的对自律问题的怀疑就有多大。
在今年5月13日绿和报告再次公布转基因水稻滥种问题并再次把矛头指向华农时，华农当时的声明是，对该抽样调查持“不认可”态度，质疑其检测程序的正当性和检测结果的权威性：“对转基因实验材料的检测是在哪里进行的？如果不在中国，材料怎么带到境外的？这个检测机构有没有经过所在国政府认证和许可？检测的内容有否监督？能否保证知识产权不被泄露？”
这基本上是不承认转基因水稻还存在滥种问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配合。然而央视这期《新闻调查》告诉我们，转基因水稻滥种依然存在是铁一般的事实，身处湖北武汉的华农，怎能对此现象视而不见，甚至矢口否认？这让人严重怀疑中国转基因研发界的管理和自律程度。而上一次，国内转基因研究人员配合国外机构进行未经审批、也未告知试验儿童的黄金大米试验，已经大大损害了人们对转基因工作者自律程度的信心。
转基因再无害、再安全，其推动也必须遵守法律
那么，既然转基因水稻滥种现象反应了“自律不足”这样的问题，何以不少转基因工作者与挺转人士，对这个事情并不在意呢？答案仍然在于安全问题，不仅是因为BT63转基因水稻通过了农业部安全认证，而且挺转人士深信市面上检测出转基因成分的水稻不存在安全问题。既然对人的身体无害，又何必对滥种的现象在意呢？何况，使用抗虫转基因水稻能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民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并且认为之所以违规，完全是因为农业部迟迟不许可商业化种植，这是行政不作为，是恶法。有人甚至将农民使用转基因稻种和当年小岗村率先突破禁区实行联产承包制相提并论。
然而，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世界上各大权威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对转基因安全开出的保证，都是“通过安全评价并批准上市”的产品，而不是来路不明的产品。即便这种来路不明的产品威胁很小，但也必须要有监管——正如知名微博云无心所说，“规范监管必然会出现大量‘小题大作’的情况。它的核心是通过对大量‘小题’的‘大作’，把潜在的‘大问题’扼杀于萌芽中。监管体系的建立，只需要让监管人员去判断是否违规然后执法，这具有现实可行性。要让监管人员根据’危害大小’去执法，那就只能等到‘出大事了’，再来热热闹闹地骂监管了。”这就是为什么欧盟一旦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中国产品，不管实际上风险有多大，也往往会立即退回甚至直接销毁。
所以不管转基因再怎么无害、再怎么安全，其推动也必须遵守法律，必须要有监管。
而且，目前转基因水稻的滥种，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危害——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混杂在了一起，结果就是大量的商品米都是混有转基因的。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分辨。而当下游企业购买到这种混有转基因的材料制成食品并出口到诸如欧盟、日本等禁止进口转基因的国家时，企业就不得不承担商品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所带来的损失，这种损失显然不是应该由他们承担的。
可以参考的是，美国拜尔公司曾经试验生产的一种转基因水稻，由于不慎“污染”了其他农民的水稻导致无法出口到欧洲等地，尽管当局后来认可了这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但拜耳公司依然赔偿了农民7.5亿美元，并且是心甘情愿做出赔偿。
并且，转基因的推动也必须尊重民众的知情权、选择权
挺转人士还一个常见认识是，转基因是好是坏，一般民众根本分辨不了，只能让科学界来进行决策，因此不太在意民众对此的知情权、选择权。在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已能随时上人们餐桌的今天，这种看法无疑是极为片面的——理由很简单，不管转基因产品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吃到让人感到恐惧”的转基因大米，这种恐惧本身就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当然有权利拒绝这种情形的发生。这正如当前全球轰轰烈烈的反核运动，尽管几乎绝大多数核物理工程师相信现有的核电站足够安全，但他们没有办法消除民众对核的恐惧，这种情况下，只能让民众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不管是涨电价还是无法享用更多廉价、健康的食物，都是民众自己的选择。
结语
“挺转人士”报道的“反转节目”，说明中国转基因之争已经到一个坎——事实已经表明中国的转基因非法种植已处在失控状态，不把失控的状态先解决，民众对转基因的前景不会有任何信心，中国的转基因事业也就无谈任何推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