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后会无期》的制片人方励聊天。他有一点感慨，说以前经常在一起的人还有很多60年代的，但慢慢地就变成了70、80年代的人了，因为前者都忙着养生了，而方励这位更年长的50年代生人还忙着各种折腾。
长生是少部分帝王的幻想，长寿是多数人的理想，但每个人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以及实现的预想手段大不相同。
上次我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长寿》发出来之后，看到读者的五花八门的反应，蛮有意思，我收了几个代表性的给大家分享下。
一位叫“老赵”的朋友评论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主要应该有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学更柔和，心境更平和；二是他们终生都在思考，避免了像老年痴呆症等老年病；三是受邀四处宣讲，具备张弛有度的体魄；四是经济学家的经济状况也相对好，保养较好。
名为“向磊”的朋友推测道：可能是这样的，首先你得长寿，其次你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经济学理论的验证周期通常很长，很多获得诺奖的理论都是获奖者年轻时提出来的，而诺奖又不颁发给死去的人。至于学经济学能不能长寿这又是另一个问题，验证起来想必不容易。
“做我自己”则认为，好像是因为经济学理论验证的时间较长，而他为了这个毕生的理想信念，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精神支撑使他延长了生命。
“金万鹏”很有几分诗意，他说：“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是漫长的思维过程，人们往往忘记了时间。”
其他的想法就不一一列举，如果我没看漏的话，大体上都已经被包含在上述四种意见中了。
挨个对照着陈述几个逻辑吧。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较晚产生的一个项目，开始于1969年。第一届得主是朗纳·弗里施和简·丁伯根，原因是他们建立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过程——后来弗里施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丁伯根被称为全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的首创者。
弗里施活了78岁，丁伯根活了91岁，两人折一下为84.5岁。几乎可以说，他们——尤其是丁伯根，给后来的经济学奖得主开了个好头。
根据我的统计，目前为止一共有35位辞世，他们共计活了2992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平均活了85.49年。有了这个数字，再来对比诺贝尔其他奖项得主——平均辞世年龄低于80岁，很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长寿方面是真的胜出了。
“老赵”的疑问可以打消了，而“向磊”所说的是因为诺奖不颁发给死去的人这个逻辑，也多少经不起推敲，因为其他奖项其实也多半有这个状况——除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有几次发给较为年轻的学者，而我们讨论的并非诺奖得主为何比普通人长寿，而是为何经济学奖得主比其他奖项得主更长寿。
同理，“金万鹏”的诗意阐释，因为只要改掉主语，也同样可能适用于其他奖项，所以也难对此特定的问题给予解释。
实际上，即使我们真的有方法对诺贝尔不同奖项得主进行系统性的跟踪，也无法实施统计归因（谁有本事拿他们当小白鼠，绝对值得膜拜）。但上述几位的解释颇有几分意味。
我过去曾萌生过一种想法：如果将人比拟为PC机——后者从功能构造上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两部分，长寿受影响的方向同样可以分为“硬件式”的和“软件式”的，而健康状况就像360上显示得那样：恭喜你击败全国XX%的电脑（大致是这个意思吧？！），也可以视为人体的“硬件”和“软件”状况的某种合成得分。
“硬件式的”寿命影响因子，就是方励所没瞧上的养生，它在我们的四周随处可见，表现为对饮食、锻炼等方向上的在意。尽管流派有所差异（比如有的坚持不喝冷饮，有的对此不屑一顾），但总体而言，都有点类似玩PC机时插块内存，换个硬盘之类的举措。
而“软件式”的寿命影响因子，通常被忽视，但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比如已故泰斗季羡林说“三不”——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意味着这位90余岁寿星在这个问题上不支持“硬件式”的，是偏向“软件式”的。
如果说“硬件式”的延寿方式是试图获取寿命的加分项，那么“软件式”的延寿方式则是尽可能减少寿命的减分项。
从职业世界中频繁出现的过劳死等一系列现象中，我们轻易可以观察到寿命的减分项弥漫在办公室（工作压力等）、家庭（感情冲突等）、出差（负面情绪等）……多种场景中，就像曾经红极一时的熊猫病毒可以摧毁PC机硬件，“软件式”的寿命影响因子从累计影响来看，未见得比“硬件式”的低。
管仲活了85，晏婴活了90，孟轲活了83……想想那是哪个年代，虽说确实满地有机食品，空气清新，水很洁净，但其他条件应该不怎么样。
有时我无根由地在想，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或许只是某个人群的一个部分，他们在感悟世界运行的天道中若有所思，因而得到“软件式”的正反馈。
作者：柯志雄，《快公司》（FastCompany）中文版主编柯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