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硬是把这对父子搞哭了。
日前，南方都市报报道说，珠海的法律顾问进村居活动，充当调解员的角色，通过不断地讲理，讲“以和为贵”，少用法律武器，解决农村矛盾，村民信访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而人民调解的案件则同比上升了38%，对农村基层的“生态”起到了改良作用。
注重调解而不是动辄诉讼打官司，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或者说司法理想，且调解制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周礼·地官司徒·调人》记载：“调人掌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就是讲调解民间纠纷以达到社会和谐。
在孔老夫子看来，一个“必也，使无诉乎”的无讼社会是他所憧憬的。而且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任鲁国掌管刑狱、纠察的司寇时，遇到一件父告子的案件，儒家讲父慈子孝，不主张父子撕破脸皮，所以孔子便把他们拘押起来，三个月不审理，大约是父亲有了慈隐之心，请求撤销诉讼，孔子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一对父子出来后，相拥而泣，很是后悔，发誓“终身不讼”。
孙季听到这事后，认为孔子讲的以仁孝治国是假的，你不把父亲要告的儿子杀掉，算什么孝道呢？孔子则说，治理国家应该首先教化人民，教化之后才适用刑罚，而教化就包含了不断地讲理调解，来减少使用法律武器。这就体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儒家思想。
正是注重“和为贵”，不主张动不动就使用诉讼，所以历代特别注重调解，赋予基层官员调解之责。比如汉代，在县以下的乡、亭、里设有长老、里胥、啬夫一类的小官，他们担负乡里教化之责，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只有这些基层小官调解不了的纠纷，才会到县衙起诉。
唐代确立“德主刑辅”的法律原则，也是重道德教化的原因，除了类似十恶之类的重大案件，多主张通过调解息讼来解决纠纷。比如唐代县官况逵曾经处理一件兄弟争田的案子，他不是急于立案审理，而是分别送给兄弟《诗经》中的“伐木”诗，为他们朗诵和讲解诗的教育意义，两兄弟听了很受感动，大哭一场，和好如初，并视争执为耻辱，这种以理、以德感化争执的办法，节省了很多的司法成本。
至两宋时，调解被引入司法程序，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样就出现了民间调解，宗族调解和官方调解的调解格局，地方官吏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力求创造无人争讼的太平治世。后世基本承袭此制，比如明清的乡约里正都负有解讼之责，《大明律》规定：“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
中国的调解制度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思想文化有关的，其在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核心，我认为是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是在礼与法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减少讼累，增进和谐。这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经验”的调解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可能不一定显得合时宜，但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作者：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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