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北京地铁都以低廉的票价闻名，不管多远，都是2元通票。在低廉票价的背后，是巨额补贴的负担。正如北京副市长李士祥所说：“现在坐400米和最多坐88公里都是2块钱，这不符合财政规律，也不符合价值规律。”正因为如此，地铁涨价的提议与争论从未停止。今年年初，李士祥表示，地铁调价征求意见稿将于四五月份出台，最终政策年内将出台，涨价已是板上钉钉，剩下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涨，涨多少？
首先，是单一票制还是计程票制？
有人认为，计程票制会在管理上给软硬件带来很大挑战，且地铁票务系统软件升级费用高。乘地铁路程越远的人群对地铁的依赖程度高，计程票制会增加这部分人的乘车成本。所以，综合考虑，应该保留现行的单一票制，但票价可以稍微提升一点，比如由2元增至3元。
首先，票务系统升级，是一个边际成本非常小得事情，简单地说，最初制定票价，升级软硬件，员工适应，的确需要花一定成本，但是，后期的维持成本基本上和单一票制一样，可谓一次升级，终身解决，而且，即便是初期升级费用，比起地铁的营收也是九牛一毛。
实际上，强调单一票制，稍微提升票价的意见，无非是在留恋过去的2元时代坐20公里的福利，退让一步，3元钱坐20公里也不错，但如果是计程票价的话，20公里，显然不止3元钱。
不过，实行单一票制，仅稍微上调价格，比如上调到3元，很可能是不够的，毕竟2元通票的恶果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北京地铁的高负荷运行。如果单一票制下，票价上涨得更多，比如四五元，实际上就是短途乘客帮长途乘客承担一部分车费。这虽然有些不公平，但也能起到抑制短途、优惠长途的作用，考虑到地铁的功能本来就更偏向于城市内长途运送乘客，所以，也有一定合理性。
所以，单一票制注定是缺乏公平的，而是否能有效的达到目的，则取决于其价格水平。从这个角度看，计程票制则非常公平，坐的长的多花钱，坐的短的少花钱。正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目前的5套地铁调价方案中，“按里程分段计价方式”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地铁票价调整，还需要达到抑制短途旅客的作用，而与里程呈固定比例关系的票价制度不一定能实现这个功能，所以，还需对计程票制做进一步的调整
那么，该怎么来设计计程票制呢？
一种意见认为，乘坐小于3站时，按原价4元，乘车距离越长越便宜，最低打五折，维持2元的票价。这样可让短途乘客改乘地面公交。
其实，这样的观点，还是留恋2元通票的时代，试图把两元坐到底的福利保留下来，仅仅驱赶短途旅客到地面公交。不过，背离成本的定价机制肯定会产生其他副作用。这种定价方式虽然驱赶了短途旅客，但是却会刺激本来并不必要的城市长途出行，而且，还会吸引那些本来能分流到其他交通工具的长途出行需求。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成熟的方案，即总价的递远递增，与每公里价格的递远递减。
总价递远递增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乘坐的里程越长，成本增加，票价也增加。递远递减，是从地铁倾向于长途出行的功能出发，也是从销售的规律出发，乘坐距离越长，每公里的单价就减少一些。以广州和深圳现行的轨道票价为例，起步4公里以内2元；4至12公里范围内每递增4公里加1元；12至24公里范围内每递增6公里加1元；24公里以后，每递增8公里加1元。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分析，也不难回答，但为什么在北京讨论起来却如此艰难。
首先，是信息透明与科学决策的问题。李士祥曾表示，地铁票价调整涉及两三千万人的利益，不是我们坐在屋里定一个数，拍拍脑袋就行了。地铁调价将会“开门定价”，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广泛听取各界的意见。但是，开门定价，并不是简单地请一群人来坐而论道，拍拍脑袋。不管是业内精英，还是普通市民，或者社会舆论，离开了具体数据，谁也无法给出好的意见。
所以，北京市包括地铁在内的交通状况到底如何，地铁到底超载多少，人流流向到底是怎么分布，数量为多少，长短途乘客的地域与时间上又是如何分布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调查就应该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了之后，要简单明了地向社会公开。只有有了这些真实的情况，才能有科学的定价，有了科学的定价，开门定价才能名副其实。
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地铁票价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地方人民的选择问题。更精确地说，是一个涉及到纳税与福利的公共选择问题：是多纳税、多享受福利；还是少纳税、少享受福利；或者，消减了一项福利之后，节约下来的这笔钱又该花在哪个领域。
具体来说，如果票价涨了，那么原本补贴的财政支出就节约下来了，这就意味着北京政府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减税，如果不能减税，这一部分财政支出将会被开支在什么地方，开支多少。实际上，回答这些问题，就必然涉及地铁成本核算，政府补贴的金额。
当这些问题都会答了之后，地铁调价的问题，就变为税负与福利的选择，或者变为福利分配的选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呈现出现，公共讨论、公共选择就有了利益的对立方，而在利益对立方的争论中，一切细节，一切阴暗之处都会被拿出来接受大众的审视，从而到达良好的公共治理。
遗憾的是，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回答，甚至被忽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理所当然的直觉就是：涨价之后，税负不变，节约下的税也不知道花在哪里，甚至可能变为出国考察的经费、变为公款吃喝饭局上的茅台。于是，关于地铁是否涨价的选择就不再是一个公共选择、不再是围绕不同群体公共利益的博弈，而“地铁涨价”与茅台之间的选择，变为了老百姓保卫仅有的福利的斗争。于是，整个公共治理也就失效了。
（原标题：《地铁涨价中的公共选择为何失效》）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