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甲午年，一百二十年前，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明天是7月25日，一百二十年前的这一天，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偷袭了由清朝北洋舰队护航的英国籍运兵商船，鸣响了这场彻底改变东亚地缘政治千年格局战争的第一炮。
在甲午战争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始终是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并通过古老的藩属朝贡体系，维持着东亚霸主的地位，向周边邻国辐射着强大的影响力。固然，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门户的渐次洞开，这种古老的体系，已受到越来越激烈的冲击，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在“朝贡世界”以外，也早已不是什么受人尊重的一流大国，但直到甲午战争前，绝大多数地缘政治观察家都不会想到，中国会从东亚霸主的千年“铁座”上跌落，且将之掀翻并取而代之的，既不是如日中天的英、法，也不是咄咄逼人的沙俄，而是刚当了西方“学生”不久的“小小日本”。
且不说那些死守故纸堆，沉湎与“天朝上国”春梦的老古董，即便那些认同变革图强的中国人、外国人，在战前也对中国的前景，持不同程度的乐观态度。的确，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自太平天国之役后，已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变革：办洋务，遣留学，改官制，开商埠，曾视作洪水猛兽、宁可开战也不肯放进京城的外国使节，此时已成为皇室和王公大臣们的座上客，不切实际的“华夷之辨”，也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的相继设立，和驻外、出访使节的来来往往，变成务实派大臣们口中眼中的异类。
更重要的是，通过“师夷长技”，当时的清廷，已建立起一支看似强大的军队：陆军不仅保持人数上的优势，而且以经过内战考验的勇营体制，取代了陈旧的旗、绿旧典，装备了数量可观的洋枪、洋炮，甚至练起了“洋操”；海军更拥有当时世界上奇货可居的铁甲舰，号称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下南洋、出东海，声名远播。不仅如此，经过朝廷和洋务派中枢、封疆大臣们的苦心经营，中国当时已能自行制造包括弹药、枪炮甚至兵轮在内，许多种“坚船利炮”。一言以蔽之，中国似乎已不再是昔日之中国，而是个经过变革的崭新国家。
然而甲午一战，这个“变革后的中国”却被“蕞尔日本”打得丧师失地，从此一蹶不振达半个世纪之久。人们猛然发现，原本比中国更保守、更落后、更弱小、更闭关锁国的日本，尽管在变革的起步上甚至比中国更慢了一拍，却后来居上，成为竞争中的强者。
自“发乱”、“捻乱”平定，尤其西北、越南两处和列强有关的乱局得以平息后，一度因迫于“存亡之危”而不得不励精图治、亟求变革自强的清朝君臣朝野，开始沉浸于“同治中兴”的虚假繁荣，一度生气勃勃的改革，也重新变得徘徊不前。且不说“办洋务”始终浮于“师夷长技”的枝节表面，不曾认真研究、借鉴近代化的机制、远离、本质等根源，即便“坚船利炮”等承认需要学习、引进的部分，也是小富即安，浅尝辄止。甲午战前，海军船舰久未添置，炮械、弹药方面也远未讲究，陆军则更始终停留在可追溯到乾隆、嘉庆时代，远离近代陆军军制主流的勇营编制上，空有洋枪洋炮，却不能保证充分发挥其威力。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其变革的步伐从未停歇，变革的方向、思路也从“尊王攘夷”变为“师夷长技”，又从“师夷长技”变为“脱亚入欧”，整个国家上至天皇、贵族，下至社会、平民，从学习体系、社会结构，到生活习惯、衣食住行，都竭力向“图强求变”的方向努力。在军事方面，陆、海军迅速废弃了幕府时代的旧规，转而学习欧洲军制，甚至在短短时间内更换了“老师”(陆军由师法转而师德，海军则坚定师英)，建立了既符合近代标准、又带有日本特色的近代化陆海军编制指挥体系。在装备方面，陆军实现了装备制式化，海军不仅不断添置新舰，还始终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甲午战前，曾落后于北洋舰队的日本联合舰队，不仅装备了专门对付北洋两艘铁甲舰的“三景舰”，更添置了领先北洋同类船只整整一代的装甲巡洋舰，使用了威力强大的“下濑火药”，可以说，早在丰岛海战炮声想起之前，日本就悄然走到了中国前面。
感知到自己的落后，并慨然变革图存，仅仅是自立、自强的第一步；懂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有不断居安思危、始终不渝的求变革、求发展，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停滞的变革等于自甘落后，最终必将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国际竞争潮流中败下阵来。
又逢甲午，今天距甲午战争的爆发，已过去两个甲子。抗战的伟大胜利，让中国洗刷了甲午战败的耻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又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敬畏尊重的强者。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昔日变革半途而废的失败，以史为鉴，汲取一百二十年前的教训，在变革的道路上始终不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将是今天、今后的人们，对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最好的借鉴。
作者：陶短房，专栏作家、评论人，旅居加拿大，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