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3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朝鲜王国的宫廷爆发了一场“反华”军事政变。当天凌晨，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景福宫，挟持了朝鲜最高统治者高宗李熙和王妃闵妃（韩国人所说的“明成皇后”），随即将当时朝鲜政府中的所谓亲华派势力清除一空，建立了亲日派政府。朝鲜亲日派上台后，就宣布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并正式“授权”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也就是说，在中日甲午正式开战之时，中国面对的其实已经是“日朝同盟”，政变后的朝鲜政府已经完全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名义上，日军与二战中的盟军解放法国一样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受邀来朝鲜驱逐中国“侵略军”。
更大的历史意义或许在于，这也标志着朝鲜李朝自1392年建国以来，与中国中央王朝（明清两代）绵延了502年的宗藩关系（朝贡体系）的正式终结。
自然，朝鲜此时的对华决裂是被日本“胁迫”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当时朝鲜国内的亲日派势力与亲日思潮已非常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亲华势力，相应的是，“反华”思潮此时已然是朝鲜的主流舆情之一。事实上，如果不是袁世凯和驻朝清军的强力介入，朝鲜早在十年前（1884年）可能就已经对华决裂。
1884年年底，朝鲜亲日派也发动了一次反华军事政变，也就是朝韩史中著名的“甲申政变”。中法战争爆发后，驻朝清军主力回国驻防，朝鲜亲日派在日本的挑动之下，决定发动政变，政变的纲领第一条就是针对中国的“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亲日派原本拟借汉城邮局落成仪式为时机，将亲华势力乃至袁世凯以下的驻朝中国官员一锅端掉，但最终“功败垂成”。仅仅三天后，袁世凯就率驻朝清军力挽狂澜，镇压了此次政变，重创了朝鲜亲日派和日本在朝势力。由此，清朝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
（资料图：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的一次流血政变。这次政变由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主导，并有日本协助。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脱离中国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
可以说，上述1894的这次军事政变，是日本和朝鲜亲日派对十年前“未竟事业”的一次成功反击。这一次，再也没有了孤胆英雄袁世凯。
回首甲午前的中朝关系，对于中国人有一个巨大的尴尬是无法回避的，五百年来，甚至可以说自唐朝以降上千年来，双方关系都十分牢固，依附于中国中央王朝天下秩序下的中朝宗藩关系，为何在晚清发生了无法弥合的破裂？毕竟，这是一种在亲密程度上远远超过朝鲜战争后，中朝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传统秩序。
我试着说几点。第一，从历史上来说，朝鲜对清朝始终“心有芥蒂”。中朝关系的高峰实际上是在明朝，有明一代，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对大明王朝始终不离不弃，是典型的“死忠派”，甚至在明亡后也不改初衷。而对于清朝，朝鲜对其始终有“夷狄入主中华”的负面印象，对清的依附与其说是出于如对明朝那样的“文化忠诚”，更不如说是慑于清军的赫赫武功。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到乾隆时代方才有所改观。
第二，鸦片战争以后，一直热衷于密切打听清朝各种消息的朝鲜人开始发现，“后盛世”的大清朝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朝鲜朝野开始认真思考，清朝是否有在军事上保护朝鲜的能力。如果没有，是否要考虑依靠日本、俄国乃至美国以求自保？事实上，正是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军事失利让朝鲜亲日派乃至朝鲜宫廷都开始怀疑清朝，以致直接导致了一次反华军事政变。
第三，在朝鲜当时的政治光谱中，亲华派（所谓的“事大党”）也同时身兼着保守派的角色，反对在朝鲜进行近代化改革，试图维持传统的政治架构，这多少听起来让当下的中国人觉得很尴尬却也似曾相识；而亲日派（所谓的“开化党”）却同时也肩负着改革派的角色，将中国视为保守老大帝国的象征，要求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国家道路。尽管中国在此期间曾主动劝诫朝鲜按照洋务运动的模式进行改革开放，但奈何保守势力总后台的形象已被定型。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朝宗藩关系在晚清发生了一些让朝鲜无法忍受的深刻变化。所谓中朝宗藩关系，虽然在名义上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但在具体政治安排上，除非朝鲜发生外敌入侵的情况，作为天下秩序的一个传统，明清中央王朝几乎从来不干涉朝鲜的任何内政，更别提驻军朝鲜，中国需要的通常仅仅是朝鲜在礼节上的顺从。但在晚清时代，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念逐渐传入中国，为了与世界“接轨”，更好地向西方证明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中国开始依照西方式的外交逻辑处理对朝关系，将天下秩序中名义上的“属国”关系往西方式的如英国与印度这样的实质性“属国”关系转变，从而也大大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或者是日本这样的第三者率先打破了中朝宗藩关系中的这种微妙平衡。
冈本隆司先生在《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一书中揭示了中朝双方此刻的“同床异梦”。很显然，朝鲜王朝对这样的转变无法接受，既然名义上的属国地位无法延续，又无法接受实质上的属国地位，那么只有逐步摆脱中国，追求无论从名义还是实质上的独立自主一途了。而为了独立自主必须寻求其他大国势力的奥援，朝鲜亲日派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逻辑。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中朝双方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朝鲜越想挣脱作为宗主国清朝的控制，清政府越是感受到传统宗藩关系对属国朝鲜控制的不力，越是担心日本等其他大国势力进入朝鲜，反而进一步试图加深对朝鲜在实质上的政治控制。
正是在这一政治方针的背景下，1882年，清政府出兵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史无前例地深度介入了朝鲜内政，将朝鲜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大院君（高宗生父）抓回中国囚禁，之后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这不仅是一个中国强加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更是第一次依照西方的逻辑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甚至还明确规定了朝鲜国王的“级别”——仅仅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平级；1884年，袁世凯在平定“甲申政变”之后，清政府又一次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实际上成为了中国驻朝鲜的“监国”，甚至可以说是超越朝鲜国王的“太上皇”。
（资料图：壬午兵变，绘画）
由此，在甲午前，中国“利用”朝鲜频发的各种军事政变不断加强着自身的宗主国地位，但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与朝鲜的改革派（“开化党”）彻底闹翻，更因为“中央集权”也得罪了所谓本应是保守势力的朝鲜王室，甚至本应是天下秩序天然拥护者的朝鲜儒生士大夫阶层也因为清政府打破名义上宗藩关系而逐渐与中国离心。
略显武断地说，甲午前，除了东学党这样持极端反日反西方思维的农民起义军，在朝鲜传统的政治势力中，广义上的反华势力（亲日派、亲俄派等等）已是朝鲜的政治主流，所谓的亲华派一方面不仅很多主要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了亲日派，而且对中国的“亲”更多是出于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恐惧或是对中国在朝军政实力的畏惧，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恐怕已消失殆尽。
因此，当朝鲜面对日本胁迫下的对华决裂之时，“半推半就”应当更符合此时的历史真实。对于此时的朝鲜人来说，甲午战争不过是一场家门口的“日俄战争”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刺刀下的被逼无奈，谁胜谁负又有何干？明末朝鲜对中央王朝那种孤臣孽子式的忠诚，在新时代的大变局面前已成剪影。
1895年1月，当中日陆军在辽东半岛酣战之际，朝鲜公布了取法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方案《洪范十四条》，高宗李熙公告天下的第一条就是，“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大清朝的天下秩序至此彻底分崩离析。
是谁弄丢了朝鲜？我想，日本不应该是唯一的答案。
作者：张明扬，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