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这场战争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这场战争，真正让国人有了亡国灭种之危的锥心之痛。
旅日学者宗泽亚在其《清日战争》一书中，撇开习见的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的历史偏见，凭着自己工科的背景，以及多年对双方尤其日方战争档案的检阅，更多以种种“技术细节”来梳理这场战争，如兵源、日常训练、兵站、后勤、战场救护、卫生医疗、有无独立的炮兵编队、战场军纪维系、军费筹措等等。当然，作者对交战双方的历史观、国际观和战争观也有着详实而客观的记录。
（马关条约签署现场复原彩照，右下为李鸿章）
翻检这段历史，李鸿章的身影隔着久远的年代依然鲜明凸显。中日甲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日本以举国之力与李鸿章这个满清封疆大吏之间的战争。
北洋水师和驻朝军队都是以淮军打底，形同私兵。直隶总督张树声、水师提督丁汝昌，以及先后驻朝主持军务或入朝作战的吴长庆、叶志超、聂士成等都是淮军悍将，而一路折冲樽俎主持朝鲜开港订约并与日本竭力周旋的马建忠，也一直是李鸿章的“幕府要人”，曾长期为李打理招商局事务。
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的战争”并不为过，一如平复西北和新疆之乱，并从俄人手中收回领土的那场漫长战事可称为“左宗棠的战争”，其班底是以湘军为主，而为其购买新式武器并从外国银行借贷筹措军费的则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之一，是以前现代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之低及周转速度之慢，比如战争往往已进入尾声，他省协饷的军费银两及援军还在路上，实在难以“举国之力”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天子“御驾亲征”之外，更多只能靠封疆大吏自行相机处置，相关战争能力越强，战争的个人色彩就越鲜明。
“一个人的战争”不自晚清始，南宋的岳家军、明朝的戚继光和袁崇焕等在某种程度上都适用于这个范畴，其共同的特点是既有的官僚体系和体制框架掣肘能力大于资源输送能力，使得以“中兴”自许的文臣武将被迫“另辟蹊径”。当然，这其中的分寸并不好把握，对既有体制的绕行常备视为有“不臣之心”，稍有不慎即可惹来杀身之祸。
与前朝相比，晚清的“私兵”现象更为突出，中央大权旁落的趋势更加明显。自太平军兴，八旗绿营一败涂地难堪一用，地方武装兴起，且军费以厘金形式自筹，先有湘军，后有淮军，最后又有小站练兵催生的新军，均带有明显的个人和派系色彩，中央往往只能遥制，鲜能直接节制。
汉人督抚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前现代国家的君臣关系有许多模糊暧昧之处，总带有不规则博弈的气息，加之满汉扞格，面对满清皇族猜忌，在没有改朝换代这一选择项的情形下，欲中兴国家，似乎只能选择“拥兵自重”，且必须兴产以养兵。
也由此，在“同治中兴”年间陆续展开的洋务运动，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地方督抚色彩，所谓官督商办企业，其“官”也即其发起者多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封疆大吏，其“商”也即其主事操办者多为官之门生故旧，以便收发自如，发挥如臂使指之效，但其弊端则是官督商办渐成官商不分之势，企业管理运行也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暧昧随意色彩。
以此来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成败自然迎刃而解。当洋务运动更多呈现分权特色时，明治维新则是倒幕、削藩、拥立天皇等集权化运动之后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促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动员集合资源并向企业挹注的一场国家资本主义运动。
后来伴随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日本在“松方正义改革”之后实行了国家预算管理，面对一度高启的财政赤字，为达预算平衡，决定对国家兴办事业实行私有化，以补充财政亏空。这种产权的让渡，让日本民族资产阶级对天皇政权更形拥戴。而形成较鲜明对比的是，当满清政府最终决定经济集权，将官督商办企业等加以国有化时，换来的是官绅精英阶层的离心离德。
回到甲午之变，李鸿章打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多年的心血可能毁于一旦，畏战求和、不敢放手一搏的心理有其合理一面。面对日本的举国之力，李鸿章则内外交困，外有不谙实务只懂放言高论的清流的攻讦，内有颟顸保守不甘大权旁落的满清贵族的掣肘。虽然在此前朝鲜壬午之变时，从张树声派舰，吴长庆发兵，到马建忠先发制人挟大院君返国从而令日军师出无名且有所忌惮，整个淮军体系的应对堪称行云流水，但李鸿章深知一时一地之上风并无法长期阻遏日人的勃勃野心。
甲午战前海军新一波军费筹措之艰辛，让李鸿章充分体认到中日两国资源动员能力之悬殊。后人往往苛责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之过，殊不知以当日中国之GDP总量，区区四亿两白银何足道也。问题在于偌大一个GDP并无转化为现时可支配军费的便捷途径，而此前黄河河患经久不愈，更令本就捉襟见肘的军需支出百上加斤。反观日本内可发行战争公债，外可远赴伦敦金融市场举债，其对现代金融工具运用之娴熟，令中日之间尚未开战而胜负之势已明。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曾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阵痛过后则顺利收获国际制度红利，从而成为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好学生，进而跻身工业化国家之林。
甲午一役，令洋务一派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更给满清权贵联合基层农民的逆潮流盲动排外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吊诡的是，尽管满清权贵表面上重新成功集权，然而那一场由“中央”发动对抗八国联军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争，却遭到以湘系和淮系为主的封疆大吏的集体杯葛。“东南互保”的出现明确昭示中央权威的彻底破产，也为清亡以后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自清以后，历经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阶段，地方割据局面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大小军阀公然称王称霸，而中央权威始终不能落到实处。由此导致中日间断断续续的战事，也始终表现为地方军阀的战争，如“九一八事变”可以看做张学良的战争、长城抗战乃至“七七事变”则可以看做冯玉祥、傅作义和宋哲元的战争。
只有当蒋介石主动投入中央军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各路军阀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听命于中央统一指挥下的战区划分，中日战争才算得上一场全面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构造才算正式开始。
无论从“技术”视角，还是从“制度史”视角，都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前现代对现代的战争，也是一场注定必输的战争。一个不能实现全方位现代化的国家，仅仅靠武备的现代化，不足以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前人，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以我们的眼光和立场来打这场战争。
微信时代拇指阅读渐成时尚，读史亦如读快讯，渐呈碎片化之势，好处是可迅速触及各路“秘辛”、“掌故”乃至“段子”，相较于信息封闭时代，兼听则明，于民智多所有益。然所“知”与所“识”并不能等量齐观，在信息爆炸的当下，静下心来读一些史“书”而非微“信”，或许会挂一而漏万，然更能聚焦历史演进的真实脉络，更能见来时路，面对汹涌澎拜的现实也更有定见，从而更有定力。这算是本专栏的初衷。
作者：苏琦，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