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跨国品牌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肯德基的核心供应商之一，福喜集团在记者暗访过程中，发现其涉嫌使用过期肉制品，充当合格品提供给下游客户。一时间，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品牌快餐连锁店，再次被卷入舆论热潮，互联网上再次出现“洋快餐滚出去”的声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集团来说，算上这次，已经是连续三年被曝光食品供应链质量有关丑闻。2012年，百胜集团被媒体曝光滥用激素的45天“速成鸡”事件，涉及旗下肯德基连锁店；2013年，百胜旗下的小肥羊蒙古火锅餐厅被发现用鸡肉、狐狸肉和鼠肉冒充羊肉，导致生意受损。这连续三年曝光三次危机，均由上游供应商问题所致。
（资料图：福喜将过期牛肉改日期回炉重造。）
不仅是快餐连锁企业频频陷入食品供应链的质量丑闻，跨国零售连锁企业也未能幸免。2013年，英国零售商乐购的中国门店曝出其出售的羊肉中95%实际上是鸭肉。同一年，法国零售商家乐福立水桥店，被媒体曝光出售的撒尿牛丸不含牛肉，波及其在中国的200多家门店。今年1月份，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的一些门店出售的五香驴肉，因其中检测出狐狸等动物的DNA，酿成丑闻。
平心而论，无论是跨国快餐连锁企业，还是跨国零售连锁商，这几年曝光的质量丑闻，其性质恶劣程度都不亚于去年曾经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的“马肉事件”。当时，瑞典、英国和法国部分牛肉制品中检测出马肉成分，并迅速掀起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食品危机。
（资料图：百胜集团从2012年迄今，连续三年被曝光食品供应商的质量丑闻。）
按说，这些洋品牌的跨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数十年时间里，在世界各个市场攻城掠地，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其核心竞争优势之一就在于各自发展出一套成熟而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他们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中，对供应商的质量审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他们不仅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执行严格的质量检测，而且对供应商的整个生产流程，从供应、生产、品控，甚至员工培训、流程执行、表单管理，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审核标准。通常情况下，像沃尔玛这样的商业巨头，有自己独立的审核部门；稍小一些的“洋品牌”，则会委托第三方审核机构代行审核之职。像沃尔玛除了自己的审核部门会定期派工作人员到工厂进行审核外，也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复审。
以沃尔玛食品供应商质量审核检查标准要求（Inspection Criteria）为例，其中包含了10个大项，109条细则。其中10个大项涉及质量管理体系、硬件设施和设备要求、采购/接收/仓储/成品管理/配送、食品安全管理程序/HACCP(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质量体系)/过程控制、清洁、个人卫生/良好操作规范、虫害控制、产品和工厂安全/实验室控制、牛屠宰和处理（如适用），等等。根据沃尔玛提供的数据，沃尔玛在中国大陆2012年共对供应商进行了894次审核，对供应商食品进行了6355次专业检测，6642次商店卫生测试。
从理论上说，跨国连锁零售企业业已形成的一整套供应链管理体系，如果行之有效地实施，就绝不至于出现像百胜集团连续三年卷入供应商质量丑闻事件之中；也不至于一年之内，从乐购、家乐福到沃尔玛纷纷“中枪”现象。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可以用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把问题的根源稍微梳理一下。心理学家凯利（Kelley）认为，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归因取决于至少三个因素的协同作用，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三度归因理论，或共变归因理论。这三个协同共变的因素分别为：共识性（consensus）资讯、一贯性（consistency）资讯、特异性（distinctiveness）资讯。所谓共识性资讯，即如果食品问题仅仅出在“洋品牌”，那么责任就应当归咎于这些跨国零售企业；而如果不仅“洋品牌”，本土品牌的食品企业也同样频频陷入食物丑闻之中，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洋品牌”的问题。所谓一贯性资讯，如果这些“洋品牌”一贯都是这样屡屡陷入食品供应危机，那么也可以认为这些“洋品牌”自身脱不了干系；但如果这些“洋品牌”这么些年（像上海麦当劳在这次危机前后恰逢开业20周年庆）来，仅仅这两年才屡屡陷入危机，而之前10多年毫无端倪，则问题也就不便全栽在“洋品牌”身上。所谓特异性资讯，如果“洋品牌”不仅在中国，而是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同样陷入食品供应危机，那么这些“洋品牌”是问题企业无疑；但如果在其他国家、地区保持清白，而偏偏在中国屡屡出现危机，那也未必就能归咎到“洋品牌”。
由这三个因素的协同共变，不难做出理性的归因。这些“洋品牌 ”橘生中国变为枳，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极少出现类似危机；而他们置身中国社会环境中，就频频出现危机。不仅如此，“洋品牌”陷入的危机相比于中国本土食品企业的危机恐怕是小巫见大巫，就在福喜集团丑闻持续发酵的同时，海南文昌又曝出救灾物质中出现霉变的面包；如果上海的卧底记者拿出1/3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查下去年黄浦江漂猪事件与长三角肉类熟食加工企业之间的微妙关系，恐怕震撼指数比这次的福喜丑闻更要高到爆表。
理性地来看待，这次的上海福喜集团的丑闻，与其说是“洋品牌”的耻辱，毋宁说是中国食品监管部门和中国社会的耻辱。我们的“国情”不仅使西门子陷入行贿的丑闻；还使肯德基、麦当劳屡屡曝光食品危机。
（资料图：7月22日，海南文昌救灾物质中出现霉变面包。）
但无论怎样，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在中国之外的“好”企业，在中国就“变坏”，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供应商，但他们对供应链管理体系中，对供应商的审核机制失效却难辞其咎。
具体而微，跨国零售企业对供应商的审核机制又是如何失效的呢？或者换句话说，“洋橘”在中国又是如何变成“洋枳”的呢？其实很简单，用经济学的常识就能够揣测其中缘由。
跨国零售连锁企业首先是一家“企业”，企业的使命是为股东的投资增值，而增值的最基本方法就是压低成本、抬高售价、扩张市场。抬高售价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下几乎没有可能；而扩张市场则受制于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因此，控制成本就成了现代企业的不二法门。对于零售类企业，最大宗的成本就是采购成本，供应商能够接受的价格越低，采购成本也就越低。
由此不难看出，对供应商的严格审核会抬高供应商的成本，进而削弱零售商的议价能力。因此，采购部门与质量审核部门之间职能其实是互相颉颃的，就像品控部门与生产部门常常处于颉颃状态一般。零售商之所以会发展出对供应商的全面审核（不仅审核质量，也审核劳工人权），是因为质量危机或供应商的血汗工厂问题都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危机，在欧美社会中，一个在公关危机中失败的企业，基本上就只有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欧美的企业道德高尚，而是成熟的市场竞争使他们不得不考虑社会责任，消弭一切可能带来公关危机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风波中，新西兰的恒天然集团尽管没有任何责任，但仍然感觉到巨大压力，因为如果他们投资的企业出现有悖道德的丑闻，而他们还心安理得，将使他们面临可能的、可怕的公关危机。
但在中国市场，那些欧美的零售企业只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以及规则就行。而关键问题是，中国虽然在食品安全上有严格的立法，却没有严格的执法。关键是，与他们竞争的中国本土企业比他们更谙熟各种潜规则，即使像三鹿集团那样刷新人类道德底线的丑闻，也并没有给资本家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虽然有严格的审核标准和制度，但执行起来的尺度和分寸却难免“入乡随俗”。关键是，对供应商的审核很容易变成削弱供应商议价能力的一个工具，而不再是确保品质的一个流程。对供应商工厂的审核机制有效运转的社会条件是劳工、消费者都有足够的发言权；独立的舆论监督无所不在。而在中国社会劳工、消费者几乎没有发言权，独立的舆论监督更是天方夜谭。因此，在国外行之有效的工厂审核就难免异化为对供应商的剥削和控制。
当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被审核机制所削弱，事实上带来的后果是供应商的利润空间被挤压，因此供应商为确保盈利就必须挖空心思。这就造成美国独资的上海福喜集团不得不为确保盈利而疯狂压缩成本。
由此，“南橘北枳”不过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也因此环球时报的诘问“国际知名品牌对中国消费者服务并未做到全神贯注，也缺少它们在西方市场上如履薄冰的紧张感”就不难理解，胡锡进老师和他的团队把欧美的企业当作是天使一般来看待，而事实上欧美的企业最可靠的只是逐利的本能。
（原标题：《麦当劳、肯德基是如何“变坏”的？》）
作者：唐映红，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从事心理学科普写作。
